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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西班牙來說，這種長期的苦難使
2500萬人口中有
75萬人遭受傷亡，每
7個未受傷害的人中有一個人已無棲身之地。對西方列強來說，這場內戰是又一次令人吃驚的失敗。正如在埃塞俄比亞的情況下一樣，面對軸心國的侵略，它們再次責現出自己的軟弱和優柔寡斷，這種情況也出現在德國吞併奧地利的時候，德國是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吞併奧地利的。
六、吞併奧地利
1938年是軸心國未流一滴血就取得偉大勝利的一年。導致這些重大發展的中心人物是內維爾·張伯倫，他于
1937年
5月接替斯坦利·鮑爾溫出任首相，並逐漸地接手確定英國對外政策的方向，儘管安東尼·艾登是他的外交大臣。溫斯頓·丘吉爾已對這位在這一關鍵時刻如此決定性地影響了歐洲外交進程的人物作了其特有的尖鋭、深刻的評價：
內維爾·張伯倫機警、講究實際、固執且非常自信。他與鮑爾溫不同，認為自己能夠瞭解整個歐洲乃至整個世界。我們當時從他所信奉的政策中看到的不是一種模糊的但仍然根深蒂固的直覺，而是一種有限的、鋒芒畢露的能力。他已對當今國內外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作出明確的判斷，認為自己對付得了他們。
他的全部希望是使自己作為偉大的和平使者載入史冊；為此，他準備不顧種種事實而不斷奮鬥，使自己和國家冒着很大風險。不幸的是，他碰多到了他無法估量其力量的潮流，遇到了他無法在其面前退縮但又對付不了的颶風。
希特拉的譯員在描述標志著捷克斯洛伐克滅亡和中歐均勢發生根本轉變的重大的慕尼黑會議
1938年時，對張伯倫作出了類似的評價：
張伯倫老是問，誰肯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賠償同蘇台德區一起轉讓給德國的建築物和各種設施？這顯然不是首相和政治家、而是前財政大臣和商人在說話。希持勒變得越來越煩躁。「這些設施和建築物是蘇台德的德國人納稅的結果」，他愈益不耐煩地說道，「這裡決不存在賠償的問題」。但是，這未能打消張伯倫對財產會受到影響這一問題的疑慮。
希特拉終於暴跳如雷。他對張伯倫大聲叫道：「我們的時間太寶貴了，不能浪費在這樣的小事上。」正是在這時，張伯倫又另外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否將家畜留在蘇台德區，是否可以不把一些牲畜趕到捷克斯洛伐克所剩餘的地區。
在與墨索里尼打交道應奉行什麼政策的問題上，張伯倫與其外交大臣首次發生了衝突。張伯倫決心撫慰這位「領袖」，誘使他退出新結成的軸心國，回到西歐陣營中來。他希望通過承認意大利對埃塞俄比亞的統治權而達到這一目的，但他的想法遭到了艾登的反對，艾登仍支持集體安全的觀念和國際聯盟。
1938年
1月，這種爭執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當時，羅斯福總統派人給張伯倫送來一封私信，建議有關國家在華盛頓召開會議，討論日益惡化的國際形勢。
丘吉爾寫道：「這是非常艱難、無法估量的一步。」但是，張伯倫未和他的外交大臣商量就送去了冷冰冰的答覆，建議推遲所提議召開的會議，因為這個會議也許會危及他與意大利就埃塞俄比亞問題所進行的談判。
這件事導致了艾登于
1938年
2月的辭職，揭露了當時決定英國外交政策的那些人的動機。艾登寫道：「事實是，內閣中我的一些前輩不能相信墨索里尼和希特拉象我所描述約那樣靠不住。歸根結底，墨索里尼不是打敗了共產黨人，使意大利的火車準時運行了嗎？此外，他們作為老派的保守黨人，不太贊成羅斯福，本能地認為他有點象蠱惑人心的政客。」這一觀點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軸心國這幾年獲得驚人勝利的原因。
保守派認為他們可以與獨裁者交往，並認為這樣做出與羅斯福總統合作更可取，因為與羅斯福的合作只是侷限在以集體安全原則為基礎的一些「模糊的」、「空想的」計劃內。同樣，法國的保守派也寧願與墨索里尼和希特拉打交道，不願求助于名義上與他們結盟的俄國人。這種思維方式的直接後果是犧牲了奧地利、阿爾巴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等獨立的國家——這種犧牲並沒有帶來人們所天真地想象的「我們時代的和平」，而是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希特拉在《我的奮鬥》
第一頁上寫道：「德屬奧地利必須回
到偉大的德意志母國。一個血統要求一個帝國。」依照這種哲學，奧地利一夥納粹分子試圖干1934年7月控制這個國家。他們刺殺了陶爾斐斯總理，佔領了維也納電台，但民眾卻沒有起義，這一暴動失敗了。
兩年後，為了打消墨索里尼的疑慮，希特拉與奧地利簽訂了一個協定，答應尊重奧地利的獨立。以後的一段時間裡，希特拉極力主張和平與友好，但與此同時，德國正以極快的速度重整軍備。
1937年，德國用在軍備上的開支為
45億美元，而英法兩國的軍備開支合在一起還不到
20億美元。第二年，這一巨大的差異依然如故，儘管雙方的軍備開支都比以前大。
這種大規模的重整軍備，連同
1936年萊茵蘭的重新軍事化的成功，大大地加強了德國的軍事地位，致使希特拉能滿懷信心地朝自己的目標進發。
1938年
2月
12日：希特拉把奧地利總理庫特·馮·舒施尼格召到貝希特斯加登的尼伐利亞高山別墅進行會談。在那裡，博學、謙虛、虔誠的舒施尼格受到了長達幾個小時的拍桌子打板凳的指責和辱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