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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時期，人們曾認為，這些十字軍東侵實際上對促進中世紀後期的各項富有建設性的發展，其中包括貿易、城市和文化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現在，這種說法已不再為人們所接受。相反，人們普遍認為，十字軍東侵基本上是這些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如果不是先有技術進步、商業復興、人口增長和人們普遍的精神充沛，十字軍南侵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這些推動力繼續發展，並在
14世紀大蕭條後加快了速度，結果，使擴張主義的征戰運動擴大到海外領土。
基督教及其傳統的普救說、改變異教徒信仰的熱情和十字軍的好戰精神，是向海外擴張的一個重要因素。早期的探險者及其支持者，其所作所為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宗教方面的考慮。
13世紀，馬可·波羅的旅行使歐洲人知道了印度和中國的存在，並渴望到達這兩個偉大的國家。他們還知道這些國家的人們並不是穆斯林，因地，希望他們與基督教徒通力合作。
另外，中世紀長期流傳着有關祭司約翰的傳說；約翰被傳說為東方某一基督教國家的強有力的國王。幾個世紀來，基督教首領夢想與他建立聯繫，從東、西兩方大舉進攻穆斯林世界。歐洲人雖未找到祭司約翰，卻在非洲和美洲偶爾發現了新的、陌生的民族。這些民族還未開化，不信教，因此，是適于征服、拯救、使之歸依的臣民。
在促使歐洲人開始海外冒險事業的許多動機中，為上帝服務和尋求黃金可能是最強烈的動機。瓦斯科·達·伽馬向驚訝的印度人解釋說，他來到他們的國家，是為了尋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樣，征服者伯納爾·迪亞斯在回憶錄中寫到，他和同伴到美洲去，是「為了象所有男子漢都欲做到的那樣，為上帝和皇帝陛下服務、將光明帶給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們和發財致富。」
所謂的「文藝復興運動」，強調了個人主義和現世主義，顯然比中世紀觀點更有助于對外擴張。關於人類本身逐漸形成了一種新觀念，一種對其高貴和創造力的新的信任。人們無需再一心想著神對來世會作何判決，而只需發展自己生來俱有的潛力，首先發展他的思考能力。德西迪裡·伊拉斯謨在其名聲達到頂峰時，表達了他的信任和歡樂。
他大聲叫道：「永恆的上帝啊！我看見一個多麼美好的世界正在出現！我為什麼不能再變得年輕呢？」
西方思想的活躍和豐富，是歐亞大陸其他地區所投有的。比如，在中國，儒家思想繼續統治着社會（見第十六章
第五節）。它尊老鄙少，厚古薄分注重既成極力，忽略革新發明，成為在各方面維持現狀的非常有效的工具。同樣，在穆斯林國家，學校忽略天文學、數學和醫學，着重強調神學、法學和修辭學（見第十四章
第七節）。
這些學校畢業的學生，同儒家學者一樣，對西方的事情既一無所知，又不感興趣。因此，突厥人仍處于宗教矇昧主義的深淵，並象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樣，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基督教異教徒以其新學問，最終不僅成為他們所發現的美洲大陸的主人，而且成為古老的伊斯蘭教帝國和儒家帝國的主人。
西方技術的不斷發展，也直接有助于對外擴張。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造船、儀器、航海技術和海軍裝備上所取得的進步。
1200至
1500年，歐洲船舶噸位平均增加一到兩倍。
600噸到
800噸的圓體帆船，代替了
150噸到
200噸的長型單層甲板帆船。
13世紀開始使用的船尾舷，迅速代替了陳舊的、低效率的邊舵。
14世紀，葡萄牙人對阿拉伯三角帆船的索具的改進同樣重要，它使船隻更適于迎風航行。船體結構和船帆索具方面的這些進步表明，這時的船隻綜合了北歐、地中海和中東早期船隻各自的特點。其結果是船體更大，速度更快，操縱更靈敏，同時也更經濟，因為它減少了
100到
200個劃手及其食物和裝備，大大增加了存放貨物的空間。
造船方面的這些進步總是同航海技術的進步，尤其同指南針、星盤和新地圖的日益有效的使用攜手併進的；這些新地圖是根據精確的羅盤方位和海岸綫及港口的詳情繪製而成。與此同時，歐洲人在海軍裝備方面正佔據着決定性的、明顯重要的領先地位。過去，海戰是指佔領敵船和甲板上的肉搏戰。
16世紀的前
20年，佛蘭德和德意志治金學家發展了鑄炮技術；這種大炮能射出彈丸，摧毀
30O碼內的船隻。
海戰發生了變化，由佔領敵船的肉搏戰變成了舷炮齊射的炮戰。從此，歐洲人佔領並控制了世界各大洋達四個世紀之久，直到
1905年日本人在對馬海峽全殲俄羅斯人，取得了劃時代的勝利。
伴隨造船業、航海業和海軍裝備的發展而來的是商業經營方面的重要的新技術。意大利複式簿記的發明使隨時確定商業上的財務情況成為可能。另外，貨幣的日益廣泛的使用和普遍為人接受的標準硬幣的鑄造，便利了商業經營。銀行的發展，商業證券的出現，中世紀基督教逐漸放棄對貸款利息的譴責和排斥，也有利於商業經營。
最後，歐洲人開始對外擴張後，合股公司的興起極大地加強和促進了商業經營。這些合股公司以其有限責任，為投資提供了媒介，使歐洲大批資本用於海外冒險事業。東方商人因自身及其合股人的資力有限，沒有一個能與幾個東印度公司和東地中海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現存的哈得遜灣公司相競爭而最終獲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