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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
中國僧人答道：「佛祖既然創立了教義，就應傳播于天下，豈能獨自享有，而忘卻那些無知的人呢？此外，在我的國家裡，法官享有尊嚴，法律處處受到尊重；君主賢明，臣民忠誠；父母慈愛，子女孝順；人道和正義被推崇備至，年高望重之人受到尊敬；而且他們知識淵博，其智慧不亞於神明；他們以天堂為楷模，知道如何計算天體七星的運動；他們發明了各種器具，確定了一年四季你們怎能說佛祖未去我的國家，是因為它無足輕重呢？」
這件事清楚地說明各古典文明保持到近代的原因。只是由於西方的分裂擴張主義，古典時期的哲學、宗教和社會制度才開始在歐亞大陸各地區衰退。即便如此，這些宗教、哲學和社會制度今天仍富有極大的生命力，羅馬法律和羅馬天主教會在西方、印度教及種娃制度在印度延續不斷的生命力，恰好說明了這一點。
二、衰落的根源
諸古典文明之所以能保持其同一性，是因為它們都是農業文明。或換句話說，幾千年來，它們始終處于生產技術停滯不前的狀態之中。約翰·梅納特·凱因斯察覺並着重強調了這一停滯狀態：
史前至近代初期，使本上缺乏重要發明的情況是很引人注目的。近代史開始時，世界擁有的每一項重大成就，已為歷史發端期的人們所知曉。史前一定有某個時期與我們今天所生活的時代一樣，技術進步，發明眾多。而人類進入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較長一段時期內，這種盛況卻不復存在。
凱因斯這一論點是完全有道理的。事實上，文明之前的新石器時代，技術已明顯成熟。正是在這一時代，人們發明了帶輪子的車，帆船和犁，發現了冶金化學工藝，計算出準確的陽曆，學會了怎樣使用畜力和利用風力。城市革命後，這一急速發展隨即受阻。
以後幾千年中，只有三大發明具有重大意義，能與早期的發明相媲美，它們是：鐵、字母和鑄幣。意味深長的是，這三者都不是發明於尼羅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而是發明於束縛較少的邊緣地區，即：高加索山脈的邊沿地區和愛琴海沿岸的商業城市。
除這三大發明外，這一時期的進步都以早期發現為基礎，只不過是進一步提高原有技術，或擴大其應用範圍而已。儘管這些不大的改進能產生極大的效益，但在許多情況下仍被人們所忽略。例如：上古時期用於套牛的輓具，當時被用來套馬，這樣，馬在拉重物時容易窒息，結果至少浪費了馬匹三分之二的力氣。直到中世紀，一種合理、實用的輓具才被發明。
在此之前，馬匹僅用於運載較輕的貨物，而沉重的貨物則靠人拖運。在描繪建造金字塔和塔廟的古代雕刻品中，成千上萬的人搬運石頭的場最便可證明這一點。再如，公元前
1世紀，在小亞細亞和中國出現了水磨。這一發明對長時間從事碾米勞動的婦女和奴隷來說，可能是一個大大節省勞力的裝置。
可是，直到
4世紀，羅馬才建造水磨，即使那時，也較為罕見。
意味深長的是，唯有戰爭提供的動力，能稍微抵消這一普遍存在的技術上的蕭條狀態。希臘人發明了精巧的帶有棘輪裝置的石弩，靠滑車驅動的輪式攻城車合，以及所謂的「希臘火」
公元8世紀，即一種能有效地燒燬敵船和攻城機械的汽油燃燒劑。但這些發明顯然不能創造財富，不能解決文明古代的基本經濟問題。
既然新發明沒有提高勞動生產率，那麼，只有靠開墾荒地，或靠征服和剝削增加財富。但未開墾的土地畢竟有限；富饒遼闊的地中海盆地，由於日益嚴重的大面積土壤侵蝕，已不再是主要的產糧地。同樣，帝國也不可能無限擴大，因為有些嚴格的界限，憑藉他們的軍事技術水平是無法突破的。於是，當軍事和官僚機構急速發展，給生產力造成過大壓力時，必然會出現報酬遞減的情況。
如上所述，當時開始了惡性循環，尤其在漢王朝和羅馬帝國衰亡之際，這種情況更有證可查。捐稅提高，貧困增加，激起了城鄉的暴動，從而招致蠻族入侵。最終，不是內部起義成功，就是外來侵略得逞，或兩者兼備。因而形成了近代史前帝國歷史周而複始的性質。
一位歷史學家分析了羅馬帝國衰落的原因，最後着重強調了它的技術落後。他說：
不應忘記，羅馬帝國技術上比中世紀更為落後。農業上，它通常採用一種耕種和休閒交替的雙田制，潛在的最肥沃的土地很少得到利用。這時，馬軛還沒有發明，只得用牛耕地推車；水磨雖已出現，但似乎為數很少，一般用手推磨，靠牲畜和人力碾磨穀物。然而，技術如此落後的農業，卻要擔負起一個比中世紀任何國家都要龐大得多的野心勃勃的上層建築。
中世紀，沒有一個王國家羅馬帝國那樣，既要供養一支專業常備軍和拿薪水的官僚階層，又要負擔土地貴族和教會的開支。
歷史清楚地表明，只有發展技術，為帝國大廈提供必要的經濟基礎，才能打破這種惡性循環。但技術已瀕于崩潰，其根本原因是，各地統治集團只知道剝削現有的財富，不知道開發新的生產力，創造更多的財富。就建造金字塔、塔廟、天主教堂和宮殿所消耗的大批人力、物力而言，顯然可見，統治者從農民身上搾取了大量的剩餘價值。但是，技術革命除需有力的組織和高壓統治外，還需要某種更為重要的東西，而所有農業文明都未能得到這一重要的東西，這就是它們之所以停留在農業階段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