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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特的淒慘遭遇，把全書的悲劇氣氛推向了頂點，使讀者不能不為海的威力所震懾，為冰島漁民的不幸命運深深嘆息。塑造人物也許並非洛蒂之所長，而歌特應當說是他筆下最動人的形象之一。雖然整個說來還欠豐滿，但感情刻畫細膩，不能不喚起讀者的關注與同情。除歌特外，小說中的其他人物都是些受教育不多的漁民，作者以同情和善意的態度描寫他們，但只能算是些粗線條的草圖：粗野、強壯、勇敢、淳樸，偶爾喝醉酒，在酒店裡唱些俚俗的小調……包括主要人物揚恩和西爾維斯特在內，形象都有點單薄。
儘管有這樣的弱點，洛蒂卻成功地抓住了命運——人和自然斗爭中的命運——這樣一個驚心動魄的主題，而且運用他的藝術才能將這一主題發揮得淋漓盡致。
洛蒂極擅長烘托氣氛，一切動景和靜景似乎都有助于突出自然的威力和人類的悲慘處境：荒涼的曠野，靜止不動的太陽，濃霧瀰漫的大海，單調、沉鬱的氛圍……但除了對命運的感嘆以外，洛蒂也就沒有更多的意思要向讀者表達了。如果說有，那就是下意識地流露出對異域民族的輕侮、蔑視，甚至把殖民軍的橫行霸道和侵略行為當做英雄業績吹噓，把為殖民政策充當炮灰視為光榮……可是對於一個長期在海外軍旅中生活、沾染了種種惡劣習氣的軍人來說，又能指望他有什麼別的思維方式呢？洛蒂十六歲就進了海軍學校，他所受的有限的教育和有限的生活經驗，使他不可能具備思想家那種觀察、概括和判斷生活的能力，但他以自己的藝術，成功地描摹了一個他有獨特體驗的世界，並獲得了普遍的承認和讚賞。
洛蒂是一位以描寫異域風光著稱的作家，為了讓讀者對他的這一特色獲得感性的印象，本書還收有他的一部關於日本之行的小說——《菊子夫人》
1887。說這是一部小說，也許不如說是「紀實」更為確切，作家几乎如寫日記一般，逐日記下自己在日本的經歷。洛蒂自十六歲開始養成寫日記的習慣，一直堅持了五十二年。這個好習慣對他的寫作大有幫助，有時將日記稍加提煉、整理，便可成書，正因為如此，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保留着日記的痕跡。
《菊子夫人》几乎沒有情節，沒有激動人心的戲劇衝突，也談不上有什麼人物塑造。但卻出色地描摹了這個島國的山川之美，勾畫了大和民族的風貌、氣質、情趣，以及種種奇特的習慣……這部小說本身——包括它的平淡的結構和瑣碎的細節，似乎也是為了更好地反映這個民族的特點。
當然，洛蒂所描繪的，是歐洲人眼中的日本，處處體現着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的碰撞。在奔放、灑脫、崇尚自然、追求個性解放的歐洲人看來，日本的一切顯得格外拘謹、小氣和矯揉造作：他們那種過多的禮節，過分的客套，過小的器皿，過于冗長的表達方式，還有那並非完全出自內心的習慣性的笑容……都令作者驚訝不已。見慣了歐洲那些宏偉壯麗的石頭建築，用木板和紙板搭成的和式房屋自然形同玩具；來自讚頌龐大固埃主義①的法國，那用小碟、小盅盛上來的和式飯菜自然無異於兒童們玩的「過家家」。在作者看來，這個國家几乎沒有稱得上宏偉的東西，一切都在這兒被縮小了尺寸，包括人在內。
①典出拉伯雷的《巨人傳》，龐大固埃主義將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視為精神健康、性格豪爽的表現。
不過作者畢竟捕捉到了大和民族某些特殊的品質：例如他們那種異乎尋常的細緻、耐心、勤儉和普遍的一塵不染。甚至日本人那種追求空無的審美情趣，也受到作者某種程度的讚歎，儘管歐洲人一般是喜歡陳設奇珍異寶，追求富麗堂皇的。尤為難能可貴的是，短短兩三個月的小住，作者居然能揭示出日本民族性格中某些極其矛盾的現象。一方面，這是一個滿臉堆笑、極其慇勤、和藹的民族，在他們的語言中，甚至不容易找到十分粗野的詞彙；而另一方面，他們卻崇尚某些陰森可怕的東西：從孩童時期起，他們就玩一些會叫其他國家兒童做噩夢的玩具；在節日的歡樂中，几乎每個人都戴上令人生畏的假面具；他們的寺廟供奉着面目猙獰、表情殘忍的神靈。
……一方面，他們以樸實無華、一無裝飾為美，另方面又在一切事物上極盡雕砌之能事，甚至大自然也被他們改造得極不自然：他們在肉眼不易察覺的細部施展精巧的工藝，卻在整體上追求空無所有的效果；他們以最簡樸的表象，去掩蓋過分精細、講究的內容；他們每所房子都門窗敞開，似乎將一切陳設在光天化日之下，與此同時卻又將一切遮蔽得密不透風……
不能說作者已經瞭解日本，事實上，日本對他仍是個謎，他懷着歐洲人的優越感，很不尊重這個當時還很落後的民族，但他意識到這裡存在着一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存在着他完全不瞭解的隱藏在歷史、文化深層的某些東西……從打開歐洲人眼界的角度，做到這一步，也算是不錯的開端了。
至于菊子，那不過是被一個外國軍官租用了幾個月的可憐女性，作者對菊子的態度，充分暴露了一個尋歡作樂的殖民軍軍官的醜惡嘴臉。但始料未及的是，在這個並不動人的故事啟發下，竟產生了普契尼的著名歌劇《蝴蝶夫人》，經過歌劇作者的改編，日本少女喬喬桑的形象至今仍感動着千千萬萬的觀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