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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島的小河》第
10期上有這樣的記載：幾個老人沒有自殺，也沒有發瘋，就這樣忍受下來，過着屬於他們自己的日常生活。這是原子彈爆炸後最為安穩的三位孤老的生活。無疑對一般人來說，保持他們平靜語調這種異乎尋常的忍耐力，大概不能不說是一種難以控制的平衡吧。
"我今年
72歲。原子彈爆炸時，我在廣島市西口的太田川放水路附近的一家屠宰場做工。時值盛夏，我胸前只掛着個作業圍裙。突然轟的一聲巨響，就那個姿勢，仰面朝天地飛到辦事處前的水泥地上。
在屠宰場是赤腳作業，腳上紮了許多碎玻璃。在各種異常的響動的包圍中，我持久地處于一種無知覺狀態。
"在昭和
21年
2月末，我眼睛突然疼得不得了，就到市裡的A醫院去診治。眼睛已漸漸看不清什麼了。附近醫院的醫生也都看過了，全是白費。
「直到爆炸之前，我沒用過一次藥，身體漸漸衰弱下來，去年
12月終於作了肝臟和盲腸的手術。結果，知道胰臟也不好。適逢太田川放水路的工程重新開工了，市營電車要在那裡通過，誰也不得不離開工地。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想尋死，可又想這樣死也太沒價值。
我這樣勸誡自己，於是就改變了主意。」
後來他的老伴死了，身邊唯一的親人患小兒麻痹的侄兒不久也結婚走了，他就成了一個真正的孤零零的人，打發着時日。曾是屠夫的他，自嘲地這樣感謝道：「我雙眼已失明，又很困苦，還享受着人們的種種恩惠；說煙捲掉了，就有人給拾起來……」。
一位教琴的孤獨的
74歲的老婦人這樣說：「學琴就得學譜，直到現在，一看見譜我就會想到琴。教學也是對從前的知識的複習，就像模仿那樣，一遍一遍地去教。一彈起琴來就什麼也不想，真是非常幸福。……從租的房子裡面出出入入，也非常便利。
為了使自己習慣于大樓，稍微費了點兒力。在喪失一切之後，也許能得到點兒什麼。在原子彈爆炸之後，我深切地體會到這種滋味。」
還有一個人，仍然是
74歲的老婦人，她說了這樣一番話：「散步是健身的最好的辦法。沒事兒就各處走走，人們都說走走好。我的丈夫死在中國東北，妹妹死在沖繩，大兒子戰死在中國的華中，二兒子安葬在沖繩的健兒塔裡供人們祭奠。現在，我享受着生活保護，給別人家跑外，或者看門，苦心打發着日子。
聽收音機的費用最讓我吃不消。如今，我最後的願望，就是想到侄兒亡靈所在的沖繩健兒塔去祭奠一下，這可以說是我的一樁心事。」
這些在原子彈爆炸後倖存下來的孤老們，我想只有他們才稱得上身處逆境也不自殺的人。還有老邁而又失明的屠夫也沒有自殺，那是由於他本身具有堅強的意志；還有一位同是
74歲的老婦人，也沒有自殺，也許這是因為他們同屬於原子彈受害者團體，並由此而獲得自己解放自己的機會。
教琴的老婦人說：「就剩下我自己了，我也加入了原子彈受害者協議會，在那裡我交了朋友。」她各處奔走，為了求得被原子彈爆炸損害的身體健康的恢復而工作着。她這樣說：「昭和
35年，廣島市皆實町原子彈受害者協議會接納了我，消除了我獨居的寂寞。在協議會裡，悲哀也好，歡樂也好，那毫無隔閡的交談以及遠方陌生人的募捐，這些暖人心肺的情誼，使我心頭湧起堅持活下去的勇氣。」說起「勇氣」這個詞，被原子彈爆炸傷害了的那些孤老們所使用的「勇氣」，即使心靈創傷的程度有所不同，與死去的畸形兒的母親所使用的「勇氣」，都同樣具有一種道德的力量。
我曾敘述過長期積極從事和平運動的原子病醫院的《最後的人》即宮本定男的遺稿。和原子彈受害者的孤老們同樣，宮本是身處逆境也具有不自殺的勇氣的人。特別是在原子病醫院同樣住院的患者當中，無論是誰做了有失檢點的事，他總是不高興，而且嘟嘟囔囔地批評個沒完。他屬於「比任何人、任何患者的自尊心都強」的一種性格。
悼念他的一位住院患者說，「獨斷專行、不和悅的宮本先生，是一位誠實的人。」
他平常總是一副不高興的樣子，嘮嘮叨叨地，總繃著臉。這大概主要是因為他不是脫離現實世界，而是隱遁到原子病醫院裡來的患者。在原子病醫院的住院患者中，他是唯一的發現了並密切關注着現實社會的人，因此，儘管他沒有分擔管理醫院的義務，但他還是自動地禁止把醫院的餐具隨意拿到病房裡使用，對配餐室使用煤氣後的收拾工作，吹毛求疵等等。他還用火柴棍和厚紙，塗上顏色做成城池，用小貝殼塗上金粉做成浦島太郎等手工藝品。
勤懇地投身于日常生活的性格，和絶望的人是完全不同的。然而，他那靈巧的手，終於涼得像冰一樣，在室內也得戴手套，便不得不停止了他的工作。
我在他遺留下的文章中，發現一行引人注目的文字：「面對悲慘的死而持續戰斗的人們。」面對悲慘的死，或者說「頂着悲慘的死以期獲取新的生命的戰鬥」，他不這麼說，而說成「面對悲慘的死」、「達到悲慘的死的戰鬥」。我對已經完成了悲慘的死的宮本定男氏，在他生命的最後一息的文章裡，並不想說他用錯了詞。大概在他的心目中，是要選用最恰當的詞語，寫下「面對悲慘的死而持續戰斗的人們」的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