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3頁
作為醫學家，重藤博士今夏所面臨的課題是，死於原子彈爆炸後遺症的病人，其子女死亡的血液障礙問題。重藤院長和這兩個夏天之間病逝的、包括那位生下嬰兒後死去的
18歲的母親在內的
47名病人一起，向這個問題又靠近了一步。「第
2代人的原子彈爆炸後遺症問題」是醫生和病人都不願提及的。但重藤院長考慮，應該在這個問題上打開法律保護的窗口。
雖然博士非常理解人們對這一話題的忌諱，也非常擔心原子彈受害者能否接受調查人員的善意詢問，但他最終還是覺得應該逐一對原子彈受害者的子女進行調查。
打開法律或者國家這扇可靠的保護之窗，是重藤院長面向現實進行思考的基本態度。金井評論委員在提到「和平活動家的宗教戰爭」時說，「在具體設施及資金問題上，還是保守黨政府多多少少地做了些工作，推進了原子彈受害者的救護計劃。」事實上真想做出成績的也是保守黨派的議員。我在廣島曾多次聽說過一位保守派的地方政治家在戰爭期間以及戰後略使人難以置信的傳聞。
但客觀上看，他在「強化救護」運動中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像重藤院長這樣為「強化救護計劃」嘔心瀝血，又堅信不移地認為對原子病醫院的投資必將回報給全世界人民的人，在這個時候是多麼急需啊，而正是遭受原子彈轟炸後
19年來醫治原子彈爆炸後遺症的歷史，造就出了像重藤院長這樣具有最可貴的人格的人。
對於這段充滿困難和苦澀的醫療史，重藤院長計劃，在
1965年迎來
20周年紀念之際，召集從事原子彈爆炸後遺症治療工作的醫生，重新查閲資料，共同討論這些對人類說來都是新體驗的病例，看看採取的治療方法是否得當，檢討一下「有無處理不周」之處。同ABCC不同，日本方面所作的治療和努力並不是在一名領導的率領下統一進行的。因此，必須對此進行綜合的反省和檢討。重藤院長認為，作為全面調查的一環，應對原子彈受害者的子女進行血液檢查。
以
1965年為界限，對原子彈爆炸後遺症醫療史加以綜合研討，這一計劃與《中國新聞》的金井評論委員所提出的在原子彈爆炸
20周年的
1965年制定的《原子彈受害情況白皮書》計劃異曲同工。它是以醫學家的語言詮釋的另一份白皮書計劃。在廣島勤懇工作的人們，他們的所思所想都集中到同一個計划上，而這正說明了廣島作為「宿命之地」的特質。這些在廣島最恐怖的災難中劫後餘生的人們，這些抱有最誠實的生活態度的真正的廣島式的人們，象孿生子一樣，在心靈最深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我對
1965年中將得以實施的這兩個嘗試充滿期望，它們將通過如實地反映人間悲劇的慘狀來確立核武器時代人類所希望的實實在在的前景。而這才是日本人民對
20年前原子彈爆炸中的死難者以及那些仍在痛苦中掙扎的人們所能做到的唯一有效的努力。同時，它一定會帶來一個全新概念的和平運動。
1964年8月□ 作者：大江健三郎廣島札記三、道德家的廣島
在廣島的各種醫院，在人們的家裡，在聆聽原子彈受害者的體驗和感慨之談以後，我發現他們全都具有各自獨特的觀察力和表現力。而且我覺得在他們的勇氣、希望、誠實以及悲慘的死亡中，在這些與道德修養密切相關的言談中都流露着活生生的個性。也就是說，在日語裡相當於人性批評家的譯語，就是道德家。那麼，為什麼說他們是道德家？因為自從有人類歷史以來，他們經受了最嚴酷的日日夜夜，而且一直煎熬了
19年。
每當我想起廣島的道德家的時候，我首先便聯想到出版極優秀的小雜誌《廣島之河》的廣島母親會的核心成員之一，一位老婦人的豪言壯語。當她描繪廣島頗具實力的保守派的地方政治家在戰時和戰後的生活及想法時，在她的言語中，我感到活生生的強烈的魅力。
姑且把這視為關於一個虛構人物的無賴小說的花絮。我介紹它的目的沒有別的意思，就是要表表老婦人的健談的風趣。這種無賴小說的主人公，恐怕在日本各地都有，而且不止是廣島，即使在其他地方也不會有與之完全一模一樣的人存在。也就是說，那不過是傳說中的人物。
於是我就把小說的主人公命名為紅血無賴。據說在戰爭末期，他沾上了「非國民」的壞名聲，被憲兵隊拘捕，獲釋後，他就對街上的人們說：「非國民的血不是紅的吧？但我的血可是紅的嘛！」他原來在自己的工廠做工，據說他供給軍隊的子彈多是不發火的臭彈。於是紅血無賴被憲兵隊拘留了。在戰鬥正酣的一天，一些老婦人講着這個故事到森林裡去采蘑菇，半道碰見一位農夫。
農夫口吐泡沫似地大談特談將要槍斃紅血無賴的事。他說他急着要去看槍斃人。那時的老婦人還是一位健壯的中年婦女，「蘑菇什麼時候都能采，那個傢伙被槍斃可只能看到一次！」就喊叫着放棄了采蘑菇的念頭，跟那農夫跑着去看槍斃壞蛋。然而幸運的是，槍斃的事被取消了，紅血無賴被釋放了，還留下一句名言。
紅血無賴真正開始活躍還是在戰後。像通常的無賴小說的主人公那樣，他首先得到了專門糟蹋孀婦的能手的綽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