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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說:「歐洲近世醫國之國手,不下數十家,吾視其方最適于今日之中國③者,其惟盧梭先生之民約論乎?」 在另一篇文章《盧梭學案》
1901的結尾,梁啟超所加的按語,表明他當時矚望用盧梭理論實踐于現實的中國:我中國數千年生息于專制政體之下,雖然,民間自治之風最盛焉,誠能博採文明各國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縣縣,鄉鄉市市,各為團體,因其地宜以立法律,從其民欲以施政令,則成就一盧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國家,其路為最近,而其事為最易焉。果爾,④則吾中國之政體,行將為萬國師矣 。
梁氏認為中國「民間自治之風最盛」的說法尚需商榷,而盧梭《社會契約論》所推崇的小國民主與中國的大國民主之間,也還有不少理論問題沒有解決。所以梁啟超對盧梭理論在中國命運的期望,烏托邦色彩很重,缺乏事實依據。《盧梭學案》全文除了按語外,都直接徵引自日文,日文又直譯自法文。這篇文章不能算梁啟超所作。
梁氏最初把它發表在《清議報》上,不久之後,又更名《民約論鉅子盧梭之學說》,刊載于《新民叢報》,這顯然是為了擴大宣傳效果的需要。
作為「醫國之國手」,盧梭明顯地被梁啟超工具化了。到了鄒容
1885—1905那裡,盧梭的民約論又被稱為「靈藥寶方」,此適成為梁啟超的一個註解。
鄒容的《革命軍》
1903曾經極大地激勵過晚清的知識界,這篇政論受到民約論的決定性影響。鄒容在日本留學時讀過盧梭的著作,震動很大, ③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
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第
133頁。
④ 章太炎《演說錄》,載《民報》第
6號。
①② 憂患餘生
連夢青,《盧梭狗》,載《新民叢報》第
7號。
③ 梁啟超《自由書》,載《飲冰室合集》專集
2,中華書局,
1936,第
25頁。
④ 梁啟超《盧梭學案》,載《飲冰室合集》文集
3,第
106頁。
①「惟思為法國大英雄盧梭後
第二人」,「自比法國盧梭」 。《革命軍》中的一些表述可說是《民約論》的翻版。鄒容在文章 中熱烈地謳歌盧梭:夫盧梭諸大哲之微言大義,為起死回生之靈藥,返魄還魂之寶方,金丹換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於是。我祖國今日病矣死矣,豈不欲食靈藥、投寶方而生②乎?苟其欲之,則吾請執盧梭諸大哲之寶幡,以招展於我神州土 。
盧梭及其民約論雖受到歡呼,但這一切的目的是「種族革命」,民約論在鄒容筆下是實現「種族革命」最靈驗的理論武器。
晚清知識界的大多數人對盧梭的學說沒有什麼研究,但鼓吹盧梭的人卻很多,小說《黃繡球》
1903曾諷刺過這一現象:「大家改了新學的口頭禪,路得、盧梭、瑪志尼、拿破崙,紛紛的議論不休,民約、民權、天演、物競,也紛紛的拉扯不清,這還是在上等一層,再下一層,一本拍爾馬不曾讀完,愛皮西提
26個字母也不曾拼會,只學了廣東、香港、上海洋涇浜的幾①句外國話,就眼清突出到額角上,說精通洋文洋話,能夠講究新學了。」顯然,基本常識上的欠缺並不妨礙對盧梭的工具化利用,反而更為建構以虛構和幻想為主的盧梭幻象留下了廣闊的空間。
三盧梭魂——神化的盧梭晚清出版的盧梭著作譯本,並不能起到客觀、全面地傳達盧梭思想的作用,這主要不是因為譯文對原著的偏離,而是由於讀者對盧梭過于迫切的期望,妨礙了他們理性地讀解民約精神、理性地刻畫盧梭形象。
1898至
1905年間,盧梭的《民約論》已有兩種單行本問世,《愛彌兒》也曾在《教育雜誌》上刊出,流傳甚廣,知識界已有條件認清盧梭的原形,但盧梭形象卻被不斷誇張扭曲,離原形愈來愈遠。
嶺南羽衣女士著、談虎客批點的《東歐女豪傑》
1902,稱《民約論》②為「救苦救難觀世音經。」 這種對《民約論》的解釋,符合部分國人的心理期待。在晚清的語境下,強調《民約論》的神異性,可使儘可能多的讀者,簡明通俗地理解盧梭。我們上文曾講到小說《血痕花》將盧梭描繪為一位儒者,而到了這位儒者在小說中現形以後,更成了「氣象瑰奇、高聳雲表」的①「革命老祖」 ,盧梭形象終被推向了極端。
小說《盧梭魂》出版于
1905年,作者署名懷仁,生平待考。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寫了
12回,以單行本問世。盧梭形象之荒誕、神奇在小說中達到了頂點。小說在楔子中講,盧梭是法蘭西國的一個「名儒」,「天文地理」、「物理民情」無所不曉,由於受到「人家笑罵」,自盡而死。
盧梭死後,陰魂來到地府,與黃宗羲、展雄、陳涉結識並傳播民約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安排黃、展、陳三人與盧梭共事,顯然是將三人與盧梭相認同,小說提到黃宗羲的《原君》和展雄的「強盜主義」。當時的知識界認為《原君》體現了「民權」思想,而「強盜主義」的內涵用小說中的話來解釋就是“要怎樣便怎樣,橫行直撞,不曉什麼鳥天 ① 鄒容《鄒容集》,重慶出版社,
1983,第
12頁。
② 鄒容《革命軍》,中華書局,
1971,第
3—
4頁。
① 頤瑣《黃繡球》,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第
141頁。
② 《中國近代小說大系·東歐女豪傑、自由結婚、瓜分慘禍預言記》,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1991,第
10頁。
① 《浙江潮》第
4期,載《中華民國史料叢編》,
1983,第
1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