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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社會意識的產生與存在，與社會物質存在有關。對此，普列漢諾夫曾明確指出，這是盧梭看到了一些歷史唯物主義真理。在進一步論述中，盧梭還替已經不平等的社會提供了一幅發展圖：第一階段，由於土地私有，產生財產上的貧富不平等；第二階段，由於富人欺騙人民放棄自然自由，經契約取得公民自由，建立了便利於富人的國家與法；第三階段，由於富人掌握國家法律，形成主人與奴隷之別，結果使原來的法定權力變為專制暴力，全體人民毫無權利，這是不平等的頂點。頂點必將轉為起點，即不平等終將轉為平等。
就從這三個發展階段的結論看，盧梭是把當時的社會看成是「專制暴力」的社會，是社會不平等達到極點的社會；同時預示社會發展，文明社會雖然已經出現，但仍然是可變的，他說不平等的極點，是還原到原來的平等，即除一個或極少數暴富者外，其餘都變成一無所有。這是違反自然原則的，因而得出必須從根本上推翻它的結論。所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從這裡「可以看到馬克思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的辯證的說法。」也有人說，盧梭以自然反對文明，以淳樸反對科學，是反對社會進步的原始主義。
是這樣嗎？我們從盧梭著作中得不出這種印象。
盧梭說：「人民擁立國君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自由，而不是毀滅自由，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而且是整個國家的基本原則。」由此可見，人民擁君是一回事，君主變為專制又是一回事，正因為這一點，人民有權有理由打倒專制暴君。這樣看來，從自然變為文明，在原來意義上未必是壞，也未必不可說是進步，只是「文明每前進一步，不平等也同時前進一步。隨着文明產生的社會為自己建立的一切機構，都轉變為他們原來目的的反面。」我們必須懂得恩格斯對盧梭說的這番話，才能知道盧梭是文明
實指專制暴君統治下的「文明」的憎恨者，但決不是悲觀主義者，更不是原始主義者。盧梭在給波蘭國王的信中說過：「回到自然狀態的原始階段，是無法實現的，歷史是不會倒退的。縱使人類能夠退到野蠻人的狀態，他們也不會因此就更幸福。」那麼，盧梭為什麼要強調自然人和自然狀態的優點呢？他是有意識從歷史上假定，自然狀態下的自由和平等是人類天生的自由和平等，可以看出人類天生自由、天生平等的神聖性，再者他是想從「文明」的反面證明自然與文明的對立和矛盾，然後顯出當時社會的醜惡。
當他把現實的醜惡充分揭露，平民的憤怒盡情發泄後，他便轉而講出積極的主張，盛讚平民和自然人的才幹。他瞭解平民，知道他們有良知，有憐憫之心，有能力，經過活動或勞動可以很快成為智力健全的人。平民也知道良知中保存天生的正義原則，他可以和同伴們過着十分理想的社會生活，與當前的社會生活截然不同的。這就是人類喪失自然的自由平等之後，可以爭取一個約定的自由平等的社會和國家。
這是一個補償，也是一個理想。於是盧梭苦心寫出了一本給他帶來巨大聲譽的《社會契約論》。
《社會契約論》，本來是盧梭很早就構想的《政治制度論》的一部分，後來他感到完成此書需要好多年時間，就放棄了原定的計劃，把《社會契約論》作為相對完整的著作出版。在西方思想史上，提出社會契約論的並非始於盧梭。可以這樣說，格老秀斯是近代資產階級社會契約理論的首倡者，霍布斯是社會契約論的奠基者，洛克是社會契約論的發展者，而盧梭則是社會契約論的集大成和系統化者。他在《社會契約論》這部享有盛名的政治學著作中，繼承和發展了以前的社會契約論，系統地闡述了他的社會契約學說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人民主權思想和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理論。
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社會契約學說主要是和盧梭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在《社會契約論》中，盧梭提出了如何改造社會，建立什麼樣的國家制度，才能恢復和保障人們在不平等的社會中所喪失的自由和平等的權利。
盧梭寫道：人生來是自由的，但他到處都被鎖鏈拴住。他認為我們因受人壓迫而遭到種種約束，為了恢復天賦的自由，也可以用暴力來掙脫各種束縛，然而暴力畢竟是永無止境的，所以為了維護人類的平等自由，人類間的契約非常重要。盧梭指出，任何人都不具有統治自己同類的自然權利，合法權利的基礎是契約，它只能是人民自願訂約的結果。社會契約既是合法權利的必要條件，也是正常的政治制度的必要前提。
它的根本任務和目的，就是通過人民以社會契約形式組成的政治共同體，保障每個組合者的利益和權利。盧梭還認為，真正的社會契約既不是個人與個人之間訂立的，也不是統治者與統治者訂立的，而是人民同由他們組成的政治共同體訂立的。契約是人民自由協議的產物，合法的國家只能是由基於人民自由意志的社會契約而產生的，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就是一種社會契約的關係。這個契約本身要求人們在訂立契約時，每個結合者都把自己和自己的全部權利毫無保留地轉讓給整個集體，沒有任何人可以例外，其條件對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