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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冬，招商局成立，以知府硃其昂主其事，道員盛宣懷佐之。其昂以道員胡光墉、李振玉等招徠商股，入貲者極為踴躍，宣懷亦援粵人唐廷樞、徐潤董局事。購船、設械、立埠，次第經營，悉屬商本，規模觕具。光緒元年，鴻章奏獎其昂等有差。三年，增購旗昌船艦，始假用直隷、江蘇、江西、湖北、東海關官款百九十萬兩有奇。初擬購旗昌輪船，宣懷持之最力，需銀二百數十萬兩。商本無幾，不足以應。宣懷以國防大計、江海利源之說，力陳於江督沈葆楨。葆楨為所動，撥銀百萬以濟，論者鹹謂是舉為失計，至以「旗昌棄垂敝之裘，得值另制新衣，期於適體」為喻。事後募集商股，應者寥寥，僅得銀四萬者以此也。禦史董俊翰言：「招商局每月虧至五六萬兩。致虧之由，因置船過多，輪車行駛，經費過钜，必須一船得一船之用，方可無虞折耗。聞商局各船攬載之資，不敷經費，船多貨少。刻下既未能遽赴外洋各國，以廣收貿易之利，祗宜量為變置，使所出之數不至浮於所入也。」六年，祭酒王先謙請整頓招商局務，語涉宣懷。疏下江督劉坤一，言宣懷於購旗昌輪船時，聲言有商款百餘萬，實無所有，有意欺謾，冀獲酬金，請奪宣懷職。復請以官款概作官股，以其贏餘作海防經費。疏入，均不報。
招商局所假官帑，至光緒六年，應分期拔還。乃償已逾半，復假洋債。鴻章言兼籌並顧，招商局力有未逮，請先償洋債，後及官帑，格於部議。嗣以遞年清還，而商股尚達四百萬兩焉。當招商開辦之初，僅輪船三艘。嗣承領閩、滬兩廠，購之英國，增至十二艘。迨購入旗昌輪船十八艘，遂與英商太古、怡和並稱三公司。貲本過钜，收入轉微。
是年，以言官劾奏招商局辦理毫無實濟，請飭認真整頓，諭李鴻章及江督吳元炳澈查。鴻章等奏言：「輪船招商局之設，乃各商集股，自行經理，已於創辦之初奏明，盈虧全歸商認，與官無涉。輪船商務牽涉洋務，更不便由官任之，與他項設立官局開支公款者，迥不相同。惟此舉為收回中國利權，事體重大，故須官為扶持，並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光緒三年冬曾將商局事宜籌畫整頓復奏，並飭江海、津海兩關道，於每年結帳，就近分赴滬洋各局清查帳目，如有隱冒，據實奏請參賠。數年以來，雖有英商太古、怡和洋行極力傾擠，而局事尚足相持，官帑漸可拔還。復先承運京倉漕米、各省賑糧，不下數百萬石，徵兵調餉、解送官物軍械者，源源不絶，豈得謂於國事毫無實濟？其攬載客貨，以及出入款目，責成素習商業之道員唐廷樞、徐潤總理其事，每年結帳後，分晰開列清冊，悉聽入本各商閲看稽查。若局中稍有弊端，則眾商不待官查，必已相率追控。而自開辦至今，並無入股商人控告者。現值漕運攬載吃緊之時，若紛紛調簿清查，不特市面徒滋搖惑，生意難以招徠；且洋商嫉忌方深，更必乘機傾擠，冀遂其把持專利之謀，殊於中國商務大局有礙。總之，商局關係國課最重，而各關各納稅課，絲毫無虧，所借官款由商局運漕水腳分年扣還，公款已歸有著，其各商股本盈虧，應如前奏，全歸商認，與官無涉。應俟每年結帳時，照案由滬、津兩關道就近清查，以符定章。」疏入，報聞。
十一月，學士梅啟照言：「招商局自歸併旗昌輪船，各國輪船之利漸減，然祗在香港、福州、寧波、上海、天津、牛莊、長江等處碼頭，不如推廣，竟令其赴東西洋各國。請飭南北洋大臣，督令局員，酌派豐順、保大等船，先赴東洋試行。行之有效，漸及於西洋，則貿遷有無之利，中外分之。」明年，祭酒王先謙亦以為言。均下所司核議。先是招商局船駛往新嘉坡、小呂宋、日本等處，不足與外輪競利，尋即停罷。嗣遣和眾船往夏威仁國之檀香山、美之舊金山兩埠，華人麕集，航業頗振。因復遣美富船往。而各國商業，英為巨擘。七年，粵人梁雲漢等設肇興公司於倫敦，船政大臣黎兆棠實倡斯議。鴻章疏言：「西洋富強之策，商務與船政互相表裡。以兵船之力衛商船，必先以商船之稅養兵船，則整頓尤為急務。邇者各國商船爭赴中國，計每年進出口貨價約銀二萬萬兩以外。洋商所逐什一之利，已不下數千萬兩，以十年計之，則數萬萬兩。此皆中國之利，有往無來者也。故當商務未興之前，各國原可閉關自治。逮風氣大開，既不能拒之使不來，惟有自擴利源，勸令華商出洋貿易，庶土貨可暢銷，洋商可少至，而中國利權亦可逐漸收回。前此招商局輪船嘗駛往新嘉坡、小呂宋、越南等埠攬載。近年和眾、美富等船分駛夏威仁國之檀香山、美國之舊金山，載運客貨，究止小試其端，尚未厚集其力。英國倫敦為通商第一都會，並無華商前往。黎兆棠志在匡時，久有創立公司之議，盡心提倡，力為其難。現既粗定規模，自當因勢利導，期於必成。」報聞。
十年，法人來擾，海疆不靖，股商洶懼，局船慮為劫奪，以銀五百二十五萬兩暫售之旗昌行主。事平收回，復增置江新、新昌、新康、新銘各艦。而沈沒朽敝者，不一而足，其後共達二十九艘雲。十二年，鄂督張之洞遣總兵王榮和至南洋，籌辦捐船護商事項。宣統三年，設商船學校於吳淞。凡此皆為擴充航業之張本，而局船行駛外洋之利，終不能與各國爭衡也。
招商局之設，本為輓回江海已失航利。開辦之始，即知為洋商所嫉，而彌補之策，首在分運蘇、浙漕米，嗣更推之鄂、贛、江、安。而滇之銅斤，蜀之燈木，江、浙之採辦官物，直、晉之賑糧，胥由局船經營其事。光緒十一年，道員葉廷眷復條上扶持商局運鄂茶、鄂鹽，增加運漕水腳諸策。事下直督李鴻章。先是局船運漕，石銀五錢有奇。嗣英、美人攬運，故廉其值，商局運費因之減少，勢益不支。鴻章請稍增益之，格部議，不果行。蓋招商局自開辦以來，局中之侵蝕與局外之傾擠，所有資力頗虞虧耗。商股不足，貸及官款，繼以洋債。當事者日言維持補救之策，裨益實鮮，而以用款浮濫，復屢為言官所劾。至是部臣疏言：「三代之治法，貴本而抑末，重農而賤商，從古商務未嘗議於朝廷。海上互市以來，論者乃競言商政。竊謂商者逐什一之利，以厚居積、權子母為事者也。厚居積，必月計之有餘；權子母，必求倍入之息。若計存本則日虧，問子母則無著，甚且稱貸乞假以補不足，猶號於眾曰‘此吾致富之術也’，有是理乎？嘗見富商大賈，必擇忠信之人以主會計。其入有經，其出有節。守餘一餘三之法，核實厚積，乃能久遠。若主計不得其人，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取之無度，用之無節，不旋踵而終窶。用人理財之道，與政通矣。前者李鴻章、沈葆楨創立此局，謀深慮遠，實為經國宏謀，固為收江海之利，與洋商爭衡，轉貧為富、轉弱為強之機，盡在此舉。乃招商局十餘年來，不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債，欠負纍纍，豈謀之不臧哉？稽之案牘，證之人言，知所謂利權，上不在國，下不在商，盡歸於中飽之員紳。如唐廷樞、硃其昂之被參於前，徐潤、張鴻祿之敗露於後，皆其明證。主計之不得其人，出入之經，不能講求撙節，又安得以局本虧折，諉之於海上用兵耶？商局既撥有官款，又津貼以漕運水腳，減免於貨稅，其歲入歲出之款，即應官為稽察。請飭下南北洋大臣，將局中現存江海輪若幹只，碼頭幾處，委員商董銜名，及運腳支銷，分別造報。此後總辦如非其人，原保大臣應即議處。」報可。然管理招商局之權，始終屬之直隷總督，部臣無從過問。迨三十三年，商局與英商怡和、太古訂利益均享之約，始免互相傾擠，而其利漸著。此招商局辦理之大略情形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