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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孫中山需要等侯時機，才可以學習蘇維埃成功的秘密和改組國民黨，因為孫中山只不過是廣州革命政府而不是北京合法政府的領袖，所以不可能是莫斯科與之談判的首選對象。
1920年，俄國派遣了優林(M．夏．Yurin)和巴伊開斯(A．K．Paikes)到北京談判一項條約，但軍閥政府在英國和日本的建議下，婉拒了這個友好的示意。蘇維埃又轉向了強勢軍閥吳佩孚，並且順勢地將其改稱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然而，在英國的壓力下吳佩孚沒有做出響應。在這個情況下，蘇維埃才「重新想起」孫中山，據說他于
1918年發送了祝賀電報給列寧，而令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深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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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春，共產國際的荷蘭代表馬林(H．Mating)與孫中山在廣西會面，他對孫的民族主義者精神和革命觀點，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就孫中山而言，他很高興得知蘇維埃的新經濟政策，而且天真地比作自己的實業計劃。不久，馬林深信國民黨是中國民族主義的主流，而剛誕生的中國共產黨應該利用國民黨已經建立的基礎，發揮其影響力。他鼓勵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理由是國民黨本身不只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而是所有階級的聯盟。
陳獨秀和李大釗勉強地屈服於他的壓力，
1922年
8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李大釗通過國民黨要員張繼的介紹，首先加入國民黨。
孫中山願意接受共產黨員的原因很多。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感到包括共產黨員在內的所有中國人都有權參加其國民革命。實際上，他想利用共產黨與工農的聯繫和蘇維埃的援助來改組國民黨。此外，孫中山也確信在蘇維埃的庇護下，進行階級鬥爭的共產黨如果迅速獨立的成長，將最終顛覆他的國民革命事業，因此，吸收他們入黨內並及時同化他們是很明智的。
最後，孫中山也憂慮蘇維埃可能援助一些對他不友善的軍閥；李大釗和陳獨秀已經在蘇維埃的指示下與吳佩孚和陳炯明發展聯繫，而這兩個人都是國民革命不共戴天的敵人。與蘇維埃和共產黨的友好和聯盟政策將削弱這些軍閥。
11共產國際派遣了越飛(Adolf Joffe)來中國，精心策劃「蘇維埃
國民黨
共產黨」合作的基礎。
1922年
8月
12日，越飛到達北京。他受到了新潮社和其它十三個組織非常熱烈的的歡迎，這令西方公使團很是嫉妒，也令軍閥政府十分不悅。隨後，他與孫中山進行了長期的通信和談判；此時，孫已決定了「聯俄容共」的政策。
9月
4日，五十三名國民黨領導人在上海的會議上批准了這一政策。這項政策也成為國民黨改組的最重要的原則。一個包括陳獨秀在內的九人委員會獲任命掌管改組之事，並于
1923年
1月
1日公佈了一份由胡漢民起草的宣言。
1月
12日，共產國際指示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並參加孫中山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陳獨秀勉強地接受了這個命令，因為他擔心國民黨會對中國共產黨中的工人農民黨員產生腐化影響。陳評論道：「只不過是因為第三國際的壓力，中國共產黨才勉強承認在國民黨內開展活動的必要性。」
12然而，中國共產黨本身並沒有解散；共產黨員是以個人而不是以集體名義加入國民黨，並同意接受國民黨領導者的命令。
在公開場合，中國共產黨承認國民黨是國民革命的領導和中心力量。
1923年
1月
26日，孫中山和越飛談判達成一項聯合宣言，包括四個要點：(
1)目前在中國不適宜實行共產主義或蘇維埃體制；(
2)蘇維埃政府再次確認早在
1920年
9月
27日有關放棄在華特權與利益的宣言；(
3)就未來中東鐵路的管理與重組達成相互諒解；(
4)蘇維埃否認在外蒙古有任何帝國主義企圖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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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在與越飛的談判中，展現了一位冷靜務實的政治家的風采。儘管他急於尋求蘇維埃的援助，但他拒絶用共產主義代替三民主義；也沒有把領導權放棄，交由馬克思主義者來執行紀律和命令。他決不懷疑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佔據領導地位，是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而不是相反。共產黨人是以個人而不是以集體名義加入，目的是避免「黨內集團」或「黨內有黨」的尷尬情勢。
從表面看來孫中山是以自己的條件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蘇維埃在孫中山和越飛的協議之後，派遣經驗豐富的外交家鮑羅廷(Mikhail Borodin)來中國，幫助孫改組國民黨；另外，派遣格林(Galen)來幫助訓練一支黨的軍隊。此外，隨行的還有約四十位蘇維埃專家。
1923年
8月，孫中山委派年輕的將軍蔣介石
14直接赴蘇維埃學習軍事體制、紅軍的政治思想，以及布爾什維克黨內的紀律方法。蔣介石經過三個月的訪問後回國，不久，孫授命他組建位於廣州城外的黃埔陸軍軍官學校。
第一屆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于
1924年
1月
20日至
30日舉行，共有
165名代表參加。孫中山在大會上強調黨內團結的重要性，以及為了民族統一和重建而發展一個強大的組織。他號召黨員為了革命目標，應不惜犧牲個人自由和無私奉獻自己的才智。會議期間，列寧于
1月
25日逝世的消息傳來，大會休會三天，以示悲傷和悼念
這是公開確認與蘇維埃友好和結盟的新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