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
1894-
1895年)之後，制度性變革的主張吸引了不少學者，時事評論家、作家和官員。其中，最為有名的是鄭觀應和何啟。鄭觀應從前擔任過英國太古洋行(Butterfield and Swirc Company)買辦，後來從事著述，寫下了《盛世危言》；何啟則寫了幾本有關改革必要性的著作。他們力倡採用諸如議會和君主立憲制之類的外国制度。
人們普遍認識到改革的必要性，一部分原因是傳教士的影響。自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許多比較開明的英美新教傳教士開始認為，他們的工作應當「世俗化」，由宗教宣傳擴展到對西方知識和文化的介紹。以前的重點一直是「把異教徒從地獄的苦難中解救出來」，而現在的問題則是要「把異教徒從現世苦難的地獄中解救出來」。
1他們設立學校、發表公開演講、開辦圖書館和博物館，並出版報紙和雜誌
這最後一項是外國人的特權，中國人不能辦報刊。
1875到
1907年間(
1883-
1889年除外)，林樂知(Young J．Allen)在上海創辦著名的《萬國公報》月刊，主要「推廣普及有關地理、歷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學，藝術、工業和西方諸國概論的知識」。到
1889年，約有
16,
000名中國人曾在教會學校讀書。
隨着
1887年廣學會在上海成立，傳教士更易於接觸到中國的廣大讀者和上流社會。學會所熱衷的諸多活動，是通過翻譯來推進改革事項、發表時事評論、公開演講，以及與士人及官員進行討論來介紹西方文明。學會的主要成員如英國人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美國人林樂知、丁韙良都熟諳漢語。特別是李提摩太(
1845-
1919年)，他全身心地投入制度性變革的事業。
自
1891年以來，他擔任學會的秘書和
1895年學會在北京的代表，發表了《時事新論》，寫下了關於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著作，並翻譯馬懇西(Robert Mackenzie)的《泰西新史攬要》(The Nineteen Century：A History)一書。傳教士的努力擴大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境界，令他們對外國人產生一種新的尊敬。不僅重要的政治家如恭親王奕欣、翁同龢和李鴻章多次拜訪李提摩太，激進的改革者如康有為、梁啟超也是如此。實際上，康的很多改革思想即來自于傳教士。
22.保守的改革者：翁同龢和張之洞
提倡保守改革的帝師翁同龢(
1830-
1904年)是北京的強勢人物，中日甲午戰爭後，他和張之洞
一個在北京，另一個在地方
取代李鴻章成為現代化的領導者。他們的家世和教育背景極其相似：翁是一位內閣大學士的兒子，
1856年殿試中了狀元，之後擔任同治皇帝的師傅，並負責給兩位皇太后講讀古籍和史書。
1876年，他被任命為年幼的光緒皇帝的師傅，任職達二十年之久，與皇帝建立起了親密的關係；擔任這樣有利的職務，使他可以影響皇帝，並能和慈禧太后保持良好的關係。翁作為一個傳統的學者，深深地為急劇衰落的清王朝面臨瓜分危機擔憂，並得出了一個結論：中國不改革就無以為繼。
他也是一個極為機敏的宮廷政治家，看到了透過改革，可以從李鴻章和張之洞手中奪取現代化領導權的機會。他知道，要成就此事，皇帝和皇太后兩方的支持是絶對必需的。因此，他的每一步行動都力圖贏得他們的支持，並確保自己在運動中的領導地位。翁小心謹慎地推動着一場有限的行政改革。
他是一位極自豪的儒家學者，也是一位極為精明的政治家，不認為改革應更加深入。
1889年，皇帝親政，太后正式退居頤和園，翁向他們呈交了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的抄本來深化保守性改革的思想，但他申明，中國的道德準則和倫理教化，仍然必須作為國家根基，其所需的是西方知識的補充，而絶不是被西方知識取代。皇帝受到改革的思想所吸引，
1889年開始閲讀西方譯著，
1891年向兩位既是同文館的畢業生，也是丁韙良的學生學習英語。
翁的對手張之洞也是一位溫和的改革家、優秀的學者。
1852年，他取得直隷鄉試的第一名，
1863年殿試中了探花。由於他在中國文化和傳統道德方面有高深的造詣，一位傳教士將他描述為「一個徹頭徹尾的中國人」。對他來說，「沒有一個國家比得上中國，沒有人比得上中國人，也沒有宗教比得上儒家。」
3雖然他創辦了許多的現代化事業，但他從不提倡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教化。張之洞採用了外國的裝置和器械，
4他認為這些東西使西方國家富強。但實際上，他的做法仍然是強化原有的體制，而不是為了進步。他認為，一些行政改革對於提高效率是必要的，但基本的舊秩序不應改動。
張之洞想通過復興儒家、通過教育和工業，以及通過採用西方科學技術和技能來輓救中國。
1898年，他發表了名著《勸學篇》，使國人深刻意識到「五知」的重要性：(
1)知恥，知道落後於日本、土耳其、暹羅和古巴的恥辱；(
2)知懼，知道越南、緬甸、朝鮮、埃及和波蘭的可怕命運；(
3)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
4)知要，知道中學和西學的要點
前者是實用的而不是考古的研究，而後者是政治體制而不是技術；(
5)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前兩點強調外國入侵的危險，隨後兩點是改革的方法，最後一點是傳統道德的重要性。本質上，他的要旨仍是再次肯定中國道德傳統的優越性，並且利用西方的科技來完善而不是取代這種道德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