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
6月
26日，額爾金的兄弟布魯斯(Federick Bruce)警告說，如果天黑前仍不在條約上簽字，那將到北京去簽約。「刀」架在脖子上的桂良和花沙納當日與英國簽訂了《天津條約》，一天後與法國簽訂了條約。與俄國和美國的《天津條約》分別在此前于
6月
13日和
18日簽署了。與法國、俄國和美國的條約載明它們的外交官只是定期訪問北京，而不是如中英條約中寫明的常駐條款。
但由於有最惠國待遇，它們也一體享有英國人得到的果實。《天津條約》中的其它一些條款包括：(
1)開放十個新口岸；
15(
2)外國人持領事頒發的護照並經中國官憲的副署即可在中國境內各處遊歷，但他們在諸開放口岸周圍
1OO裡(
33英里)以內旅行則無需護照；(
3)對外國進口商品徵收的厘金不得超過其價值的
2．
5%；(
4)賠償英國
400萬兩，賠償法國
200萬兩；(
5)無論舊教還是新教的傳教士在中國全境有行動自由。
在條約簽署後，布魯斯作為信使攜條約回國以徵得女王的批准，而條約換文將在自簽訂日起一年內在中國舉行。英法聯軍撤出了華北，額爾金勛爵則前往日本談判一項條約，但他答應將在數月內返回上海，按《天津條約》第
26條規定商訂通商稅則。
3.
3上海稅則商議額爾金離開中國期間，咸豐皇帝設計出一條密策，即他將向英國人提議免除其商品的全部關稅，而換取廢除《天津條約》，或至少廢除該約的四個最應反對的條款：公使駐京、開放長江、沿岸貿易、內地遊歷和賠款。皇帝抵制公使駐京的原因之一，是他可笑地擔憂這些夷使將建造高大的房屋，借助雙筒望遠鏡，從上面窺探宮中的動靜!他授意桂良和駐南京的總督何桂清(
1816-
1862年)在即將開始的上海稅則商議中向額爾金提議該項方案。
此二公對這一切實際的方案大為震驚，他們激烈地表示反對，並上奏皇帝說，夷商與夷酋乃兩個涇渭分明的團體，免除關稅將令前者感恩，然恐難令後者戴德，夷酋仍將堅持徹底履行條約。他們巧妙地對皇帝說，夷人從無進貢，自當納稅以為貢獻，此筆稅銀正可抵付賠償費用。此外，若允夷商免稅而不允華商免課，則夷商將過于得利，而驅華商于困境。皇帝終於放棄了他的密策。
16 1858年
1O月的上海稅則商議，在一種與四個月前的天津談判完全不同的氣氛中進行。在日本完成使命而返抵上海的額爾金情緒很好，此次也沒有李泰國的欺凌或布魯斯進軍北京的威嚇。由於上海距京城有
800英里之遙，故也不存在夷人威脅的急迫感。在這樣寬鬆的環境下，桂良找到了施展外交才能的機會。
借助直率的勸說和誠懇的申辯，桂良成功地讓額爾金作出了一項君子協定，即倘若將來攜《天津條約》換文的英國使節在北京受到適當的對待，額爾金就會選擇駐在北京之外的地方，而且將訪問京城當成是為公務所需的定期往返而已。 至于新稅則，進出口貨物值百抽五的原則得到了確認，只鴉片、茶、絲除外。談判確定了鴉片進口的合法化，規定其稅率為每箱
30兩，這相當於其平均價值的
7%到
8%。茶葉出口的現有稅則保持不變，其稅率為每擔
2．
5兩，只相當於每磅
1.
5便士，相較在英國的進口稅就高出許多，每擔達l先令，合每磅
5便士。
協定還保持了生絲每擔
10兩的舊有稅則，基本低於值百抽五的標準。
4.第二次協定
4.
1大沽的擊退
1859年
3月
1日，布魯斯被委命為英國駐中國特命全權公使，受命在北京換約，但將駐節上海。布魯斯于
1859年
5月抵達中國，發覺中國人試圖迫使他在上海換約。他被這套伎倆激怒，宣稱他赴京師乃是「攸關權利而非出於恩賜」。他率領兵船和士卒向北進發，于
6月
18日抵達白河。
北京方面要求他走大沽以北的北塘後路，但布魯斯堅稱只有走經過天津的正路才符合他的身分。中國人警告他說，通往天津的河道已用鐵柱、鎖鏈和木筏堵塞住了，且兩岸的炮台將阻止通行。河上的障礙物清晰可見，但布魯斯卻沒有認真地對待中方的警告。他命海軍上將何伯(Admiral Hope)清除障礙，為他打開前往天津的通道。
1859年
6月
25日，約
600名海軍陸戰隊員和一個工兵連隊被派去拆除障礙。由於海潮低落及河岸泥濘濕滑，他們因此被困而無法上岸。兩岸的中國炮台突然以令人驚訝的準確度開火，給英國人造成了巨大損失：
434人傷亡、
4艘船艦被擊沉，何伯上將本人身負重傷。基于「血濃于水」的信念，身為戰場中立觀察員的美國艦隊司令達底拿(Tattnall)給英國人提供支持。
中國人只遭受到輕微的損失．大沽的潰退給英國的威信予以沉重的打擊，也鼓舞了中國人中的排外勢力。
英法公使退回上海，但接替列衛廉出任美國公使的華若翰(John E．ward)卻決定接受中國人指定的進京路線。
1859年
7月
20日，他所率的二十名美國使團及十名中國人在北塘搭乘馬車，然後又轉乘寬敞的船前往通州，從那裡他們再乘馬車前行，于
7月
27日抵達北京。在北京，他們被安頓在美輪美奐的豪宅中，他們的要求都因「皇恩浩蕩」而得到滿足。不過他們不得在城裡自由走動，也不得會晤已先期抵京的俄國公使伊格那提業夫(Nikolai Ignatiev)。
中國方面安排了華若翰一次覲見皇帝的機會，但因他拒絶磕頭
除了對上帝和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