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大戰中，各黨派支持政府作戰，所有國際責任由英國政府負責。
克里普斯到達德里的第三天，約見國大黨領袖阿薩德。阿薩德認為這個問題太重大了，自己不便表態，要在黨內進行討論。
克里普斯的確很聰明，他覺得雖然甘地已不再處在國大黨領袖位置之上，但是他的態度和意見至關重要，具有比任何人都重要的影響力。因此，他請求與甘地面談。
一見面，甘地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他的這份草案是「破產銀行的一張過時支票，假如你的草案就是這麼一些老生常談的東西，那麼你還不如今天就搭下一班飛機回去」。
僅有的一次見面不歡而散。聖雄對克里普斯的出使非常失望。
接着國大黨在黨內充分討論了克里普斯草案，同樣感到大失所望，並通知克里普斯，這份草案沒有人會接受。
這是一次注定要失敗的使命。因為英國缺乏誠意，又不肯作出重大的讓步。克里普斯同樣也被英國政府糊弄了。
1942年
4月
13日。星期一。
這天正是甘地的靜默日。在靜默之中，上帝給他的「心靈之光」突然使他產生了靈感，啟發了這位聖雄考慮多日的問題。這個啟示的成果歸納成一句話，就是「退出印度」。
這句話後來成為一場新的反英運動的口號，同時也給甘地帶來一場災難。
這一天，他顧不得許多禁忌了。他操起筆，給尼赫魯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認為，退出印度，這是我對英國的最終看法，這個看法將不會改變；要取得戰爭勝利，惟一途徑只有非暴力，這個看法我也不會改變。」接着他又會見了英國記者路易·費舍爾，將這封信的內容重複一遍以後接著說，英國人必須立即放棄印度的統治。「他們必須把印度交給上帝，或者使它處於無政府狀態」。
甘地暗中盤算，如果英國人撤離印度，那麼日本人就沒有任何理由再進攻該國了。
這時的甘地似乎與英國記者談得有些興奮了，他脫口朗誦了泰戈爾的一首詩：別讓我為免遭危難而祈禱，而讓我無所畏懼地面對危難。
別讓我止息痛苦而懇求，而讓我能有一顆征服痛苦的心。
別讓我在生命的戰場尋找盟友，而讓我竭盡全力地奮鬥。
別讓我在焦慮恐懼中渴望拯救，而我讓希求耐心來贏得自由。
答應我吧，別讓我成為懦夫，只在成功之時感知到你的恩典；而讓我在失敗之時發覺你雙手的握力。
甘地雖然被免除了領導國大黨的職務，但是他實際上作為籠罩一切的精神領袖的地位，是永遠不能有形地改變的。國大黨仍然少不了他。正如尼赫魯早在十年前說的：「甘地是印度最典型的代表，他表現了這個受難古老國家的真正精神，他本人几乎就是印度，他自身的缺點也正是印度的缺點。對他的輕視不能看作是對他個人的事情，而是對這個國家的侮辱。」當甘地提出「退出印度」這一重大主張後，國大黨領導再次登門拜訪這位已過古稀之年的聖雄。請求他為準備即將召開的國大黨工作委員會議起草一份英國「退出印度」的決議。甘地欣然接受。這位倔強的老人，只要不違背他所定的原則，什麼事都好商量。
他多次與國大黨領袖發生分歧，但他卻從不因為這些分歧而排除新的統一，對國大黨，他總是有求必應。而國大黨的領袖們，也從來沒有因為甘地的古怪與固執降低他的威望和對他的崇敬。
關於這一點，連當時僅只
24歲的英迪拉都十分清楚。記得
1941年
3月，她在歐洲生活六年之後回國，剛在孟買登岸，她就收到甘地的電報，要她去看他，這時恰恰又接到了父親來信說十分想念，儘快見面。但是英迪拉卻仍然趕到偏僻的西迦昂拜見半裸的聖雄。
她在後來的自述中這樣寫道：「他還是我熟悉的老樣子，沒有什麼變化。」
但是她卻看到了另外的一種氣氛，她繼續說：「如誰該給他送吃的，誰該給他送報紙，都有嚴格分工，稍不如意，就會受到斥責。有一次，他的圍身土布洗好後曬在外面，突然下起雨來，我跑過去把神聖的土布收下來，我這只是幫個忙，因為當時我正閒着。沒想到這裡的人卻認為我這樣是亂插手。大概他們認為，聖雄的東西別人是不好亂動的。
到了晚上，事情更糟，聖雄叫我參加祈禱會，同去的還有另一位女孩。我們隨便找了一個位子坐下，這時有人竊竊私語，等到看見有人扶着我們時，才恍然大悟，原來問題出在我們的身上。我站起來問：『我們做錯了什麼嗎？』他們說：『是的，你們坐的是人家的位子。』我們說：『我們不知道這個規矩。
』我們只得另擇位子坐下。聖雄在這裡培養了如此嚴謹的習慣，我實在感到驚訝。」
這位未來的印度總理，
5歲開始就在甘地身邊跳來跳去。十三四歲時，正遇甘地發起行走丹迪抗議鹽法的活動，為了表示對甘地的聲援，她曾組織了「猴子旅」，像猴子一樣行動，負責張貼標語，書寫通知，寄發郵件，以及在毫不懷疑的警察鼻子底下傳遞消息。她的爺爺老尼赫魯去世之後，她就把對爺爺的感情轉移到甘地身上。
從英迪拉自述和她的經歷片斷中，我們分明可以看到甘地對晚輩國大黨領導人的所遺存下來的巨大影響。
聖雄不可能與國大黨、與印度截然分開的。
正如伊斯蘭教《古蘭經》所說：「公道的天平，任何人都不受一點冤枉；他們的行為雖微如芥子，……也要報酬他……」
第十五章 退出印度上帝對聖雄特別恩賜。
「退出印度」的口號的產生，甘地說這又是上帝給他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