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軍自言見李斯、曹喜、梁鵠等字，見蔡邕《石經》于從弟洽處，復見張昶《華岳碑》，是其書之取資博矣。或第以為王導攜《宣示表》過江，輒謂東晉書法不出此表，以隱寓微辭于逸少。蓋以見王書不出鐘繇之外，而《宣示》之在鐘書，又不及十一也。然使平情而論，當不出此。
右軍書「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所謂「中和誠可經」也。以毗剛毗柔之意學之，總無是處。右軍書以二語評之，曰：力屈萬夫，韻高千古。
羲之之器量，見于郗公求婿時，東床坦腹，獨若不聞，宜其書之靜而多妙也。經綸見于規謝公以「虛談廢務，浮文妨要」，宜其書之實而求是也。
唐太宗著《王羲之傳論》，謂蕭子云無丈夫氣，以明逸少之盡善盡美。顧後來名為似逸少者，其無丈夫之氣甚于子云，遂致昌黎有「羲之俗書趁姿媚」之句，然逸少不任咎也。
黃山谷云：「大令草書殊迫伯英。」所以中間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余謂大令擅奇固尤在草，然論大令書，不必與右軍相較也。
大令《洛神十三行》，黃山谷謂「宋宣獻公、周膳部少加筆力，亦可及此」。此似言之太易，然正以明大令之書，不惟以妍妙勝也。其《保母磚志》，近代雖只有摹本，卻尚存勁質之意。學晉書者，固尤當以勁質先之。
清恐人不知，不如恐人知。子敬書高致逸氣，視諸右軍，其如胡威之於父質乎？
《集古錄》謂「南朝士人氣尚卑弱，字書工者率以纖勁清媚為佳」。斯言可以矯枉，而非所以持平。南書固自有高古嚴重者，如陶貞白之流便是，而右軍雄強無論矣。
《瘞鶴銘》剝蝕已甚，然存字雖少，其舉止曆落，氣體宏逸，令人味之不盡。書人本難確定主名，其以為出於貞白者，特較言逸少、顧況為近耳。
《瘞鶴銘》用筆隱通篆意，與後魏鄭道昭書若合一契，此可與究心南北書者共參之。蔡忠惠乃云：「元魏間盡習隷法，自隋平陳，多以楷隷相參，《瘞鶴文》有楷隷筆，當是隋代書。」其論北書未嘗推本於篆，故論《鶴銘》亦未盡肖也。
索征西書，世所奉為北宗者。然蕭子云臨征西書，世便判作索書，南書顧可輕量也哉？
歐陽《集古錄》跋王獻之《法帖》云：「所謂法帖者，率皆弔哀，候病，敘暌離，通訊問，施于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使人驟見驚絶，守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至于高文大冊，何嘗用此！」案高文大冊，非碑而何？公之言雖詳于論帖，而重碑之意亦見矣。
晉氏初禁立碑，語見任彥昇為範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宋義熙初，裴世期表言：「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俗敝偽興，華煩已久，不加禁裁，其敝無已。」則知當日視立碑為異數矣。
此禁至齊未弛，故范表之所請，卒寢不行。北朝未有此禁，是以碑多。竇暨《述書賦》列晉、宋、齊、梁、陳至一百四十五人。向使南朝無禁，安知碑跡之盛不駕北而上之耶？
西晉索靖、衛瓘善書齊名。靖本傳言「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及靖」，此正見論兩家者不可觭為輕重也。瓘之書學上承父覬，下開子恆，而靖未詳受授。要之，兩家皆並籠南北者也。
渡江以來，王、謝、郗、庾四氏，書家最多，而王家羲、獻，世罕倫比，遂為南朝書法之祖。其後擅名，宋代莫如羊欣，實親受于子敬；齊莫如王僧虔，梁莫如蕭子云，淵源俱出二王；陳僧智永，尤得右軍之髓。惟善學王者，率皆本領是當。苟非骨力堅強，而徒摹擬形似，此北派之所由誚南宗與？
論北朝書者，上推本於漢、魏，若《經石峪大字》《雲蜂山五言》《鄭文公碑》《刁惠公志》，則以為出於《乙瑛》；若《張猛龍》《賈使君》《魏靈藏》《楊大眼》諸碑，則以為出於《孔羡》。余謂若由前而推諸後，唐褚、歐兩家書派，亦可準是辨之。
歐陽公跋東魏《魯孔子廟碑》云：「後魏、北齊時書多如此，筆畫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類。疑其一時所尚，當自有法。」跋北齊《常山義七級碑》云：「字畫佳，往往有古法。」余謂北碑固長短互見，不容相掩，然所長已不可勝學矣。
北朝書家莫盛于崔、盧兩氏。《魏書·崔元伯傳》詳元伯之善書云：「元伯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鐘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氵朁，氵朁傳元伯；世不替業。
故魏初重崔、盧之書。」觀此，則崔、盧家風豈下于南朝羲、獻哉！惟自隋以後，唐太宗表章右軍，明皇篤志大令《桓山頌》，其批答至有「桓山之頌，復在於茲」之語。及宋太宗復尚二王，其命翰林侍書王著摹《閣帖》，雖博取諸家，歸趣實以二王為主。以故藝林久而成習，與之言羲、獻，則怡然；與之言悅、諶，則惘然。
況悅、諶以下者乎！
篆尚婉而通，南帖似之；隷欲精而密，北碑似之。北書以骨勝，南書以韻勝。然北自有北之韻，南自有南之骨也。
南書溫雅，北書雄健。南如袁宏之牛渚諷詠，北如斛律金之《剌勒歌》。然此只可擬一得之士，若母群物而腹眾才者，風氣固不足以限之。
蔡君謨識隋丁道護《啟法寺碑》云：「此書兼後魏遺法。隋、唐之交，善書者眾，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歐陽公於是碑跋云：「隋之晚年，書家尤盛。吾家率更與虞世南，皆當時人也，後顯于唐，遂為絶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