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幾天，在國內抓獲了一批違反國家安全的人，這又招致了莫斯科的嚴辭威嚇。莫斯科曾策劃用飛機劫持茹約維奇，但他們動手晚了，茹約維奇已逮捕入獄。
5月
19日，蘇共派遣了一名叫馬舍托夫的中央機關工作人員來到貝爾格萊德向鐵托遞交由蘇共書記處書記蘇斯洛夫簽署的信件。這封信邀請鐵托參加在基輔舉行的共產黨情報局的碰頭會議及隨後將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正式會議。事有湊巧，本來鐵托的辦公室掛有列寧、史達林兩幅畫像，但就在馬舍托夫進來之前，史達林的那幅畫框釘子脫落了，像框掉了下來，落在書柜上。馬舍托夫一進來，異常敏鋭地發現了這件事，他以為這是有意取下來的，還未來得及收藏好。
自然，他也會聯想到近來，在南斯拉夫各地史達林的像已經悄悄地消失了，而這都是鐵托的命令。實際上南共從來未下過這類指示，這一次也完全是偶然。
鐵托接過信，告訴馬舍托夫，南共會儘快答覆。但是鐵托早已拿好主意，「不去，我們被指控有罪，叫我們去坐被告席，可是自己還不知道這是為什麼。」第二天，中央開會，大家都認為到那裡無非是做戲，判決早就擬好，根本不會有任何討論，他們要開他們開去吧。
30年代蘇聯肅反的一些手法，人們還記憶猶新，假如鐵托去了，生命是否有保證都難說。
因此，中央決定，通知蘇斯洛夫，南共不參加會議。
蘇聯人馬上對此作出反應，他們來信指責鐵托等人所說的南共在情報局處于不平等地位的說法，“這種武斷的說法沒有一絲真理。根本不存在不平等的現象……誰都清楚地知道，在情報局成立時，所有各黨所遵行的準則是：每個黨應當向共產黨情報局提交報告，同樣也有權批評其他黨。
1947年
9月，當
9個共產黨的會議無例外地聽取了各黨中央的報告時，會議正是以這個原則為依據的。當會議以嚴格的布爾什維克精神批評意共和法共的工作時，會議遵行的準則是，每個黨都有平等的權利批評其他的黨。
“大家知道，意大利和法國同志們當時不僅沒有抗拒對他們的批評，相反，他們像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從批評中吸取教訓。而且大家知道，在那次會議上，南斯拉夫同志和其他人一樣，也利用機會批評了他們。而他們及任何其他人也沒有因此而認為，其他黨對意大利和法國共產黨違反了平等的原則。
「但是，南斯拉夫同志為什麼做這樣激烈的改變，要求廢除情報局制定的規則呢？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應亨有一種特殊的地位，情報局的章程不適於他們，他們有權批評其他黨，卻沒有必要去接受其他黨的批評。」
信的最後說：「不管南共中央的代表是否在情報局會議上作報告，蘇共中央將堅持在即將召開的情報局會議上討論南斯拉夫共產黨的事態。」蘇共還同意將會議推遲一個月舉行，因為他們還在期待着事情出現變化。
5月
25日，是鐵托的生日，除了季米特洛夫外，沒有一個蘇聯集團的領導人按照慣例致賀。季米特洛夫發了賀電，並挑選了一名少年，代表保加利亞的青年和運動員向鐵托獻了一枚接力棒。
5從人民中吸取力量與蘇聯的衝突已發展到如此地步，南共中共為了對全黨、全國人民負責，決定將南蘇關係提交黨代會決定。中央已發出通知，在
1948年
7月
21日召開全黨代表大會。這意味着將南蘇關係公之於眾，併進行全民公決。南斯拉夫共產黨對自己在國內的領導作用充滿信心。
會議之前，在黨內傳達了南蘇之間的信件，並組織了討論。各地黨組織以無記名方式投票選舉了出席黨代會的代表。
這個時期，
6月
23日，共產黨情報局會議在布加勒斯特召開。值得注意的是出席會議的各黨領袖中，季米特洛夫和波蘭的哥穆爾卡沒有到場。而在開會前夕，鐵托還致電季米特洛夫慶賀他的生日，會議開始後，季米特洛夫覆電鐵托表示感謝。
蘇聯在情報局的會議上，並不是如想象中的那麼順利，有幾個黨曾反對他們提出的反南斯拉夫決議。提案沒有通過。蘇共代表日丹諾夫便散佈說：「我們已掌握了情報，鐵托是帝國主義的一名間諜。」這種誣告，自然是連反駁的必要都沒有。
6月
28日，會議終於在蘇聯代表的壓力下，通過了關於南斯拉夫問題的決議。
決議的主要內容有：一、情報局贊成蘇共中央的行動，對南共中央鐵托、卡德爾等同志的錯誤政策應予揭發。二、情報局譴責南共領導人的反蘇態度。三、南共的對內政策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是機會主義的產物。四、人民陣線取代了共產黨的領導。
五、南共黨內沒有民主。六、南共驕傲自大，不敢接受批評。七、南共拒不接受兄弟黨的批評，攻擊情報局內不平等。八、情報局完全贊成蘇共中央
3～
5月間致南共中央信件的分析和評價。
決議最後說：情報局並不懷疑，南共黨內忠於馬列主義、忠於南共國際傳統、忠於社會主義統一戰線的健康分子大有人在。
健康分子的任務是，迫使他們現在的領導人承認他們的錯誤，並且公開地、誠懇地加以糾正，迫使他們與民族主義決裂，回到國際主義上來，千方百計地鞏固反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統一陣線。
如果南斯拉夫共產黨現在的領導人辦不到這一點，這些健康分子的任務就是取而代之，形成黨的國際主義的新的領導。
情報局並不懷疑南共將會完成這項光榮的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