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
16日，尤金將蘇共中央的信件和第一個表態的匈牙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馬加什·拉科西的信件遞交給鐵托。拉科西是在蘇聯坦克的護送下回到匈牙利掌權的，自然在每一個問題上都支持史達林。拉科西的態度特別激起鐵托的反感，因為正是這個人曾多次對鐵托說過，俄國人對匈牙利不公，有反猶主義傾向，要求南共幫助他解決由此而產生的政治問題。因此，南共中央立刻給匈牙利人去了一封措辭不那麼客氣的信。
同時，南共也覆函蘇共中央。告之：收悉尤金同志遞交的兩封信，從中得知蘇共中央已將它
3月
27日的信件轉發給了其他黨的領導人，「我們對蘇聯黨的這一舉動感到吃驚。首先，蘇共中央採取這樣的行動，沒有等待南共中央的覆函，也沒有同南共中央一起對
3月
27日的信中所提出的論點進行核實。其次，兄弟黨所獲悉的情況是片面的，他們不瞭解南共中央的意見，因此，南共中央受到了廣泛的批評，而這種批評方式使得它不能捍衛自己，駁斥批評中不公正的論調。
基于此，南共中央政治局不能同意蘇共中央的這種舉動，它無助于澄清和解釋導致南蘇分歧的原因。」
既然俄國人已將事情擴大到情報局。南共中央決定也將它的覆函轉發給各個成員國，使他們瞭解爭論的全過程。但是，未等這些信件送達，捷共、羅共的表態信早已由蘇聯代表遞交來了。他們的態度與匈牙利人是一個腔調，波共和保共的信件還未收到。
法共和意共保持了沉默。
保加利亞的季米特洛夫一直是心明眼亮的，但在這種共運內部的鬥爭中他卻失去了當年義正辭嚴怒斥法西斯黨徒的勇氣。在保共信件還未送南共時，季米特洛夫率一個政府代表團訪問捷克斯洛伐克，途經貝爾格萊德。吉拉斯去車站迎送他。在他的車廂內，他告訴吉拉斯，他已經看了蘇共的信，有某些地方是正確的。
但他又握住吉拉斯的手，說了二個字：「堅定。”吉拉斯問他應該怎麼辦，他只說：「主要是堅定，其他一切都會迎刃而解的。」這可以說，他已盡了一個老戰士所能盡的最大支持了。吉拉斯回憶說：“與季米特洛夫的談話只歷時幾分鐘。
他十分友好，但是，當契爾文科夫等人走進車廂後，他明顯地改變了語調。」
季米特洛夫走後，不幾天，就收到了保共中央的信。它是由契爾文科夫簽署的，它的調子與其他信件一樣。
「五一」節來臨了，貝爾格萊德照例要舉行盛大遊行。按照蘇聯人的主意，茹約維奇那一天沒上觀禮台，而是走在遊行隊伍中，以這種方式向中央示威。
5月
4日，蘇共中央第二封覆函送到了。這次的信寫得更為失策，它刺傷了南共黨員和廣大人民群眾一直引以為自豪的感情。這封信抹殺了南共領導人民進行鬥爭，爭取解放的光輝業績。它說，在德國人襲擊了德爾瓦爾最高司令部以後「南斯拉夫的民族解放運動已處于嚴重危機的困境中，直到蘇聯軍隊來援救，驅走了德國佔領軍，解放了貝爾格萊德，從而給共產黨當政創造了不可少的條件。
遺憾的是，蘇聯軍隊沒有給予，同時也不可能給予法、意兩國共產黨這樣的援助。如果鐵托同志和卡德爾同志把這些情況作為一個不可爭辯的事實來考慮的話，他們便不會如此高歌自己的功績，而會對他人表示出尊敬和謙虛。”更使人氣憤的是，這封信有意貶低南共的成就，將其列入其他被蘇聯紅軍解放的國家一樣的地位。信中說“沒有人能否認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功績和成就。
那是不可爭辯的。但必須說，就功績和成就而論，我們可以說，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等共產黨是決不亞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的。但是這些黨的領導人很謙虛，不叫嚷他們的成就，不像南斯拉夫領導人用誇大的吹噓震聾了每個人的耳朵。」
正是這些段落，蘇共傷害了南全黨、全民族最感自豪的方面，連英、美人都不會這樣不公正地評價南斯拉夫在戰爭中的作用。即使在當年，德國人襲擊德爾瓦爾以後，蘇聯自己也是高度評價南斯拉夫人的。
1944年
6月
4日的《真理報》評論道：「南斯拉夫戰場吸住了很多重要的德國部隊，使凱塞林
德國駐意大利軍統帥在目前的慘敗中得不到支援。這對打擊德國法西斯侵略者想在南斯拉夫贏得某種勝利的企圖具有特殊意義。」經受了重大犧牲的南斯拉夫人民對貶損他們榮譽的說法極為憤怒，使得那些本來對鐵托還有懷疑的普通黨員也看清了孰偽孰真。
蘇聯人拒絶派代表團來南調查核實，他們提出要將此問題提交共產黨情報局。
5月
9日，就蘇共第二封信，南共中央又召開了一次全體會議，會議通過了對此信的答覆：致約·維·史達林和維·米·莫洛托夫二同志——我們接到了你們
1948年
5月
4日的來信。敘述這封信給我們造成的沮喪情緒將是多餘的。它已經使我們相信，我們所作的一切解釋都是徒勞的……
我們希望這件事應當用這樣的方法了結，即我們能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表明，對我們的譴責是不公正的。這就是說，我們正在堅定地建設社會主義，而且我們仍然忠於蘇聯，忠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學說……
約·布·鐵托依·卡德爾奉南共中央之命中央全會還聽取了茹約維奇和赫布朗案件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決定將他們開除出黨，並向全黨公開。司法機關將對他們以叛國罪提起公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