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警官拿過鐵托遞來的護照，問他叫什麼名字，鐵托卻怎麼也想不起這個護照主人的名字。德國警察緊追不放，一再重複問他：「Ihr Name？
你的名字」鐵托一時語塞，乾脆裝起傻來，聽不懂德語。磨了老半天，他終於想起來，那是個捷克工程師的名字。這才用捷克語問旁邊的一位乘客：「警察要什麼？……哦，我的名字……」就這樣總算過了關。
組織志願軍的動員工作相當順利。志願軍人數在不斷增加。但這給輸送工作帶來了很大壓力。總書記戈爾基奇決定花
70萬法郎從馬賽租一條船到南斯拉夫跑一趟，接運滯留在門的內哥羅和達爾馬提亞的一千多名志願者直接去西班牙。
戈爾基奇請管道工出身的阿道夫·穆克負責輸送工作。這實際上是一次偷渡，可又一點沒注意保密，在馬賽，這條船的使命簡直盡人皆知。
當「科西嘉」號抵門的內哥羅海域時，那一千多名偷渡者正等在海邊的山上。夜幕降臨時，船上發出了訊號，志願軍人員可以劃小船登上遠離海岸的大船。但是那晚的風浪太大，小船不敢遠行，大船又不敢靠近，登船行動只好推遲一天。第二天，正準備按計劃執行時，警察的巡邏艇發現了他們。
大船停止向預定的地點前進。警察登上船來進行搜查。
阿道夫·穆克在船上，他扮成個法國水手。警察的出現把他嚇獃了，他本來可以跳入水中逃脫的，可是他沒有這樣做，在船上束手就擒。後來他出賣了策劃這次行動的組織。
與此同時，在岸上的志願軍也被警察包圍，多數人被捕。
共產國際要求南共中央對這一事件作出解釋，戈爾基奇在責難逃。
南斯拉夫人在西班牙內戰中作出了很大犧牲，一干五百多名志願軍約有一半人戰死，另一半有三百多人受傷，
350人在共和軍失敗後被俘，關入集中營。後來他們多半逃回了南斯拉夫，成為二次大戰中南共軍隊中的骨幹力量，其中有
24人是南共軍隊的高級將領，
4人成為
4個集團軍司令。鐵托說，他本來也想去當志願軍的，但共產國際不同意。
1937年夏天，設在巴黎的南共中央接到通知，讓戈爾基奇去一趟莫斯科。這個時候正是蘇聯進行又一次肅反的高潮。果然不久，莫斯科通知巴黎，停止印刷戈爾基奇的一本小冊子。隨後又聽說他在莫斯科工作的波蘭妻子以間諜罪名被捕。
幾個月以後，共產國際巴爾幹書記處告訴鐵托，戈爾基奇已被撤銷南共總書記職務，由鐵托負責中央委員會的工作。鐵托因此轉赴巴黎，在巴黎工作到年底，返回前，又奉召赴莫斯科。
在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告訴鐵托，戈爾基奇已被捕，共產國際已覺察了他在黨內搞宗派主義，向共產國際遞送假情報，他的情報來源主要是從一個貝爾格萊德的知識分子那裡趕製出來的，無非是一些秘密出版的小冊子。戈爾基奇跟國內聯繫的都是些資產階級上層人物，而在黨內則妨礙培養新的工人幹部。季米特洛夫還通知鐵托，已任命他為臨時總書記，南共中央委員會應全部更換。
鐵托感覺到了，共產國際將問題看得很嚴重，南斯拉夫共產黨有被解散的危險。
鐵托在莫斯科受命以後，迫切希望回到國內領導工作，自從他去年
8月離開國內後，還沒有一個中央領導人去指導過工作，而國內新成立的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黨組織，以及巴黎的中央和被關押在獄中的黨員中存在的派別活動等問題，加之國際形勢，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威脅臨近，等等，都在等着解決。這個時候，恰逢《聯共〈布〉黨史》出版，鐵托在莫斯科又得到一項新的任務——翻譯這本書，翻譯工作起先是由他和喬皮奇及另一位同志組成的編譯小組進行的，可是，譯完
第一章 後，喬皮奇和另一個人就被捕了，鐵托不得不一個人譯完這本書。翻譯工作花去了他三個月的時間。
在莫斯科期間，鐵托心情沉重，他看到戈爾基奇被捕了，接着几乎在莫斯科的所有南斯拉夫人都被捕了，能夠找到的只有喬皮奇和一位塞爾維亞教師。莫斯科什麼人都懷疑，鐵托也曾在這裡工作過，但那段時期他除了辦公室和旅館外，哪裡也不去，有時間就看書，與任何人，包括南斯拉夫人，都沒有特殊的聯繫，正是這一點，沒有招致莫斯科的懷疑。但是現在，他也差一點遭到別人的暗算。
佩特科·米萊蒂奇是黑山的共產黨員，宗派主義分子。在國內被警方逮捕後，在米特羅維察監獄糾集了一大批犯人在自己一邊，跟莫沙·皮雅傑這樣一批老革命家閙對立，給獄中的黨組織製造分裂，並竭力將這種宗派活動擴散到獄外。他們的做法遭到了鐵托的反對。鐵托應召到莫斯科時，他出獄了。
巴爾幹書記處的一批保加利亞人設法將米萊蒂奇弄到了莫斯科。一位俄國人，共產國際幹部處處長告訴鐵托，米萊蒂奇在寫東西揭露鐵托是托洛斯基分子。說他翻譯的《聯共〈布〉黨史》中塞進了托洛斯基的私貨。鐵托聞訊後即去找巴爾幹書記處的保加利亞人。
那些人說，米萊蒂奇已經向他們交了報告，他們將討論這份報告，並允許鐵托出席討論。鐵托氣憤地說：「我當然要去！」可是，第二天，情況就變了。幹部處長告訴鐵托，米萊蒂奇已被捕，蘇聯內務部早就掌握了他的情況，他是南斯拉夫警方的奸細，出賣了很多人，而警方則把他打扮成共產黨的英雄，更便于為警方效力。果然這次他又在內部陷害鐵托，但是沒有得逞，內務部連同他的報告一起收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