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
5月，亞歷山大國王被刺後，南斯拉夫進行了一次選舉，由米蘭·斯托亞迪諾維奇為首組成新一屆政府。新政府對共產黨的迫害並未放鬆。從
1935年底到
1936年
3月，它在國內逮捕了大約
1000名共產黨人，黨的各個省委几乎全體成員和共青團中央的領導人都被捕了，黨的特科被破壞。
鬥爭形勢加劇了南共中央委員會內部的分歧。中央重新出現了小集團活動。喬皮奇等人在維也納
後移到布拉格開了一次秘密的中央全會，戈爾基奇和鐵托因在蘇聯，沒有參加。會議的決議表明了，南共對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沒有真正的理解，它還在堅持過去的關門主義路線。
共產國際對這次事件進行了干預，廢除了全會的決議，並決定改組南共中央，任命了一個新的中央委員會，指定戈爾基奇為總書記，鐵托為組織書記。新的中央決定派鐵托回國，在國內為組建國內的領導班子創造條件，並對國內黨的工作負責。等待已久的機會終於來了。
但是鐵托心裡明白。要改造黨，還有三項工作必須去做：第一，整個中央委員會都應回國；第二，必須擺脫共產國際的控制，不再盲目地、不加批判地接受它的指示；第三，必須擺脫外界在金錢上的援助。鐵托把自己的第一點和第三點想法跟季米特洛夫談過。對第一點，季米特洛夫贊同鐵托的建議，而馬努伊爾斯基等人則只部分同意，結果就讓南共政治局一半成員，以鐵托為首回國工作，以總書記為首的另一半成員則留在巴黎。
對第三個問題，季米特洛夫完全同意鐵托的看法。鐵托認為，黨的領導必須與黨員群眾保持接觸，如果從外界得到錢，從莫斯科拿津貼，只會使幹部墮落。黨得到這筆錢不是用來搞宣傳，而是發工資，錢在上層就分掉了，工資還相當高，一個中央委員一月
2000法郎。身居國外，拿着高薪，又不冒任何危險，這些錢成了黨內產生派別的根源之一。
鐵托說：「沒有一件事比從外面得到金錢更挫傷鬥爭鋭氣的。」更具有深遠意義的是，斷絶外界資助，意味着南共擺脫了對共產國際的依賴。
4清洗污穢
1936年深秋，鐵托取道波蘭回國。回國前他已經熟悉了黨內派別鬥爭的那一套，因此，他不能不提防來自同一營壘的暗箭。他回國的護照是戈爾基奇給他準備的。戈爾基奇早就跟他有分歧，因此，鐵托沒有用這個護照，也沒有按他指定的路線回國，而是自己另搞了一本護照，走了不同的道路回國的。
後來，從戈爾基奇那裡得到護照的其他同志在過南境時被捕了。
回到薩格勒布，黨的處境仍然非常困難，整個克羅地亞地方委員會的一百五十多名委員全都被捕。鐵托的重建工作不得不與從貝爾格萊德召來的同志商議，密洛凡·吉拉斯就這樣被派到薩格勒布來與鐵托接頭。
吉拉斯回憶說：「我乘火車到薩格勒布，一路上提防着警探的跟蹤。我來到預先安排好的地方，中央委員正在那裡等我，他中等身材，瘦而結實，他的面孔堅強而鎮靜，同時還有些親切，他的眼睛是藍色的，溫和的。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為地下工作習慣上是不請教姓名的。」
吉拉斯感到，這位中央委員的相貌好熟悉，但卻想不起來他是誰。
鐵托問了吉拉斯一些貝爾格萊德的情況，向他宣傳了自己的組織綱領。為了避免過去那種建立組織——遭到破壞——重建組織——又遭破壞的結局，鐵托指示，應該在工廠、車間、學校受到當局信任的人中選擇黨的幹部。而不應該再在民主運動中知名的人士中培養幹部了。黨的幹部工作重點應該放在青年工作上，青年人與過去黨內的派別較少有瓜葛。
按照這條方針，在後來形成的以鐵托為首的領導核心中，除了鐵托本人外，其成員都是比他小二十歲的年輕人。
鐵托要吉拉斯從貝爾格萊德挑選一名同志來領導青年工作。
在返回貝爾格萊德的火車上，吉拉斯竭力回想從前在什麼地方見過這位中央委員。終於他想起是見過這個人的一幅畫像，對了，是莫沙·皮雅傑畫的一幅人物肖像，那是他們同時坐牢時畫的。皮雅傑曾告訴他，那個人叫約瑟夫·布羅茲。
吉拉斯在貝爾格萊德找到了蘭科維奇，與他一起商定，派一位學法律的大學生洛拉·裡巴爾去薩格勒布。洛拉·裡巴爾後來成了最受鐵托賞識的革命家之一。幾天之後，吉拉斯帶著洛拉·裡巴爾來到薩格勒布。
吉拉斯對鐵托提起畫像的事：「同志，我早就見過你。”鐵托一怔。吉拉斯繼續說：“那是你坐監獄時，莫沙·皮雅傑給你畫的一幅像，他告訴我你的名字是布羅茲。」
鐵托笑着，揮了揮手，表示不要談這些事了。他們一起討論了組織塞爾維亞志願軍赴西班牙。當時，佛朗哥在西班牙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南斯拉夫人民的憤慨，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威脅已逼近了南斯拉夫，人民把援助西班牙共和軍當做對法西斯威脅的回答。
組織大批人到西班牙去，不是一樁容易的事，為了直接領導輸送志願軍的工作，鐵托在
1937年曾多次到巴黎，這裡是去西班牙的必經之地。
有一次從法國返回南斯拉夫的途中，他又一次險遭逮捕。這次是在德國：離開巴黎之前，有人給他弄了個新的護照。由於太疲倦，他竟沒有仔細看看這份護照，熟悉一下自己新的「身份」，上火車便打起瞌睡來了。當火車離開斯特拉斯堡後，希特拉的邊防警察開始檢查護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