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憑您的才能，您已經使一般批評者折服，您已經使他們傾倒。這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您並沒有向任何人去倣傚，也不和任何人相似。而這也是您能成名的一個秘訣。
今天，有機會歡迎您來，我們戲劇電影作家協會感到榮幸和高興。原諒我們屈尊枉架，增添了您的麻煩。我們十分希望您來到我們當中，聽我們告訴您：我們是多麼敬愛您，您確是屬於我們這個協會的。因為，在您的影片中，故事都是卓別林先生寫的。
同樣，音樂是他作的，片子是他導演的。此外，作為一位喜劇演員，他的表演也是第一流的。
在這裡，您可以會見一些法國作家，戲劇作家，電影劇本作家，作曲家，製片人：所有這些人，和您一樣，都以不同的方式熟悉了您所知道的艱苦工作，知道這工作是光榮的，但也是需要作出自我犧牲的，他們都有着同樣的抱負，那就是：要使群眾受到感動，獲得快樂；要讓他們看到生活中的種種悲歡離合；要描繪那種對失去了愛的恐懼；要同情那些無端受害的人；要滿懷希望，本着和平與友愛的精神，去彌補那受到損壞的部分。
謹向您表示感謝，卓別林先生。
簽名羅歇·費迪南法蘭西喜劇院特意為這位喜劇大師，演出一場莫里哀的名劇《唐璜》，由全法的一流藝術家獻演。喜劇院的學生們穿著
18世紀的學校制服，舉着亮堂堂的銀燭架，把卓別林和烏娜迎送進坐滿了歐洲最美麗的婦女們的樓廳……
《法蘭西文學報》社長、名詩人路易·阿拉貢，打電話給卓別林，說美術大師畢卡索、著名哲學家和作家保羅·薩特想與他見面。於是卓別林邀請他們共進晚餐，並在裡茨大飯店他的套間會晤。由於畢卡索是法國共產黨人，卓別林負責宣傳的助手哈里·克羅克知道後，極力反對：「這樣，咱們離開美國以來所做的工作都白搭了。」卓別林堅持要見：「可是，這兒是歐洲又不是美國，何況這三位都是世界名人。」但據法國的電影史學家喬治·薩杜爾考證，薩特當時沒有參加這次會晤。
那天晚上，畢卡索領卓別林夫婦到塞納河左岸，參觀他的畫室。到達那兒後，他們看見畫室下面那層樓的一家住宅門口掛了塊牌子，上寫「敝寓非畢卡索畫室——請再上一層樓”。他們登上了一間很寒磣的樓，由於停電，人們點上打火機和蠟燭，才看見房頂只有一隻光溜溜的燈泡，房內只有一張舊鐵床和幾把椅子，牆角下堆着積滿灰塵、價值連城的舊油畫。烏娜碰了一下什麼，卓別林跟她開玩笑：“小心點，你剛纔在
100萬美元上踢了一腳。」
說得烏娜心驚肉跳，而畢卡索從地上隨手拿起來介紹的，確實是上個世紀塞尚的名畫。他又拿起一幅，更高的。卓別林他們看了
50來幅，眼紅的恨不能馬上把它們從畢卡索的「垃圾堆」中全都「解救」出去。
在羅馬，卓別林受到了與在法國同樣的禮遇，意大利電影界的名流柴伐蒂尼、維斯康蒂、羅西里尼、德·西卡等，與影迷、群眾到機場歡迎。總統和部長們接見了他，政府向他授予勛章，埃依諾地總統出席了
10月
22日《舞台生涯》在羅馬的首映式。
一件好笑的事也在首映式前發生：意大利美術部長陪同卓別林去電影院時，建議他繞過一萬多狂熱的影迷從後門進入。卓別林認為這麼多人等候在影院外，想與他見上一面，為禮貌起見他應從正門走。他堅持這樣，部長也就不再說「可以省卻一些麻煩”的話了。於是卓別林下車後，走到路當中，學着戴高樂的姿勢向隔繩外的人們揮起了雙臂。
突然，番茄、捲心菜呼嘯着向他扔過來。意方翻譯見在首善之區發生了如此失格之事，傷心地說：“真沒想到在我國會發生這樣的事呀。」
卓別林三步並作兩步走進影院後，忍不住哈哈大笑，美術部長、翻譯也只好跟着笑了。原來閙事的是一些新法西斯主義者，他們沒忘記卓別林在《大獨裁者》中對原意大利統治者墨索里尼的嘲諷。警方當場逮捕了
4人，問卓別林是否起訴。卓別林寬容地說，他們還是一些年輕的孩子，只是示威，並沒使用暴力。
於是，事情就了結了。
《舞台生涯》在意大利的公映，也盛況空前。早在
12月
22日首映前
10天，一張票就被倒票的「黃牛」們「炒」到
1.
5萬里拉的高價了。所以，儘管影片在美國受到冷遇，但它在整個歐洲和世界各地的收入，超過了卓別林此前所拍的任何一部影片。
在羅馬期間，卓別林像在別的歐洲城市一樣，較少獃在飯店裡。經常外出，參觀歷史、文化古蹟和博物館，經常跑到貧民區觀察貧困人們的生活……
他們回到倫敦後，就面臨着一大家子的安居問題了。卓別林本人固然想留在倫敦，烏娜也說過「我喜歡倫敦」。但他們不知道在美國加州出生的四個年幼的孩子，是否適應倫敦的氣候？
再加上擔心貨幣限制使用的問題，心情變得複雜起來。這時，一個朋友勸他去瑞士。
於是
1952年秋，他們抽空到了歐洲的「心臟」瑞士，那個令世人神往的美麗、寧靜和中立的國度。在那裡，他們下榻在名城洛桑日內瓦湖畔的湖濱旅館。
精明能幹的烏娜在
1953年初，抽空閃電般地回了一趟美國。她代表卓別林出席了聯美公司的董事會，解決卓別林在這家公司和其他地方的股權問題。然後她再去洛杉磯，從銀行的保管箱中取走了所有的錢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