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形之下，英國人會跑到鄰居那裡去說：「馬上停止，否則我要寫信給捕房了。」中國的紳士是會設法使自己適應這環境，而儘量使自己神經寧靜。受了英國教育的中國人的我卻兩者都不能做。所以當我第五十次聽到珍妮‧麥唐納的歌聲時，我就寫了「招租」的條子，把它貼在房門上。
我一定要離開這裡——無論到什麼地方。
住在公寓裡對於我的個性是不合的。我至今堅持除非每個人自己都能有一塊小土地來種些豌豆、番茄，孩子能在這裡捉蟋蟀遊玩，否則是毫無文明可言的。我曾經說過我不相信在按鈕、開關、柜子、橡皮、地毯、鑰匙孔、電線和警鈴等的所謂「家」的組合物中會有現代文明的。我時常暗笑那些新時代推銷員，想把那些如日間作沙發，夜間用作床鋪的新奇便利來說動我。
我總告訴他們我是不會被說動的。沙發應該便是沙發，床便是床。在我看來這種可轉換的沙發床便是新式家庭毀損的徵象，而很重要的也便是所謂時代文明，僅是騙取人類在日光下的正當地位的徵象。新時代的精神家庭，因為新時代的物質家庭，如公寓汽車等被拘束而破滅了。
人們搬進了三間式的公寓屋裡，會因為看到年輕的一輩從不留在家中而覺得奇怪的。如果你不得不睡在日間沙發的床上，你至少不應再以此自傲。就是老鼠也總有相當寬裕的睡眠地位的。
可是我不管自己的偏見，終於搬進了這公寓。這是一些老樹引我搬進去的，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上海的確還有一個在綠草和叢林間的枯樹旁的公寓。我不能抵禦它的引誘，我屈服了。
我不必養什麼盆花。我的書房窗外便有一株綠樹。它那翠綠的樹葉充滿了整個房間。而我也不必備什麼鳥籠。
這倒並不是我不愛鳥，和世上其他真正愛鳥的人一樣。我恨看見鳥籠。在一篇愛鳥的文章中曾說起愛鳥的惟一正當方法是去住在近林的地方，在那裡可以在書房窗外看到在樹梢間的黃鶯，在樹間飛躍的紅胸雉鷄，在那裡也能偶爾竊聽到杜鵑的情歌。當我在屋中寫作時，小鳥們在我窗前跳躍着，二三隻麻雀在離我書桌一丈左右的地方喋喋地講着情話。
有時更幸運，有幾隻鳥會棲息在我的窗檻上，訴說像我們這種動物，不儘是碧眼黃須的三K黨。假使我長住下去，我相信我也許能學鳥語。如果我是詩人，我當為它們而寫一節中國詩：
青青梧桐葉，
蒼蒼穹天景。
輕輕初秋風，
悠悠心頭恨。
喁喁鳥呢喃，
艷艷秋衣裙。
羽伴不復在，
密侶今去飛。
但因舊恩盡，
新人枝頭棲。
我猶翹首觀，
依依復依依 記紐約釣魚
紐約處大西洋之濱，魚很多，釣魚為樂的人亦自不少。長島上便有羊頭塢，幾十條漁船，專載搭客赴大西洋附近各處釣魚。春季一來，釣客漸多。今天是立春，此去又可常去釣魚了。
到了夏季七八月間，鮁魚正盛，可以通夜釣魚。每逢星期日，海面可有數十條船，環顧三五里內，儘是漁艇。在夜色蒼茫之下，燈光澈亮，倒似另一世界。記得一晚，是九月初，鮁魚已少，但特別大。
我與小女相如夜釣，晨四點回家，帶了兩條大魚，一條裝一布袋，長三尺餘，看來像兩把洋傘，驚醒了我內人。
紐約魚多，中國寓公也多，但是兩者不發生關係。想起漁樵之樂，中國文人畫家每常樂道。但是這漁樵之樂，像風景畫，系自外觀之，文人並不釣魚。惠施與莊子觀魚之樂，只是觀而已。
中國不是沒有魚可釣，也不是沒有釣魚人，不過文人不釣罷了。真正上山砍木打柴的樵夫，大概寒山拾得之流，才做得到。文人方丈便不肯為。陶侃運甓，那才是真正的健身運動。
陶淵明肩鋤戴月，晨露沾衣，大概是真的，他可曾釣過魚，然傳無明文。赤壁大概鰣魚很多而味美，東坡住黃州四年，可以釣而不釣，住惠州，住瓊州，也都可以釣，而未嘗言釣，不然定可見于詩文。不知是戒殺生，或是怎樣。大概文人只站在岸上林下觀釣而已。
像陸放翁那種身體，力能在雪中撲虎，可以釣，而不釣。他的遊湖方式，是帶個情人上船，烹茗看詩看情人為樂，而不以漁為樂。
歷史上想想，只有姜太公釣魚，嚴子陵富春江的釣台近似。姜太公是神話，嚴子陵釣台離水百尺以上，除非兩千年來滄海已變，釣台也只是傳說而已。王荊公在神宗面前，把一盤魚餌當點心吃光，此人假痴假獃，我不大相信。韓愈是釣魚的。
記得東坡笑韓退之釣不到大魚，想換地方，還是釣不到。這是東坡從惠州又徙瓊州，立身安命自慰的話。其實韓愈也不行。今日華山有一危崖，是遊人要到山峰必經之路。
路五六尺寬，兩邊下去是深壑千丈。這地方就叫做「韓愈大哭處」。後來畢沅做陝督，登華山，不敢下來，又無別路，還是令人把酒灌醉，然後用毛毯把他捲起抬下來。文人總是如此。
相傳李鴻章游倫敦，有一回，英國紳士請他看足球賽。李氏問：「那些漢子，把球踢來踢去，什麼意思？」英國人說：「這是比賽。而且他們不是漢子，他們是紳士。」李氏搖搖頭說：「這麼大熱天，為什麼不僱些傭人去踢‧為什麼要自己來？」這可說明中國文人不釣魚的原因。
台灣教育，有「惡性補習」害人子弟。當局若不趕緊設法救濟，將來國內後生，也決不敢釣魚，最多觀魚而已。
我想女子無才便是德，有德便無才，文人不出汗，出汗非文人，這也是古人所謂天經地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