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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藝並立，《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皆天時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誥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於篇，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紀傳；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而《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為一矣。後儒不察，又謂紀傳法《尚書》，而編年法《春秋》，是與左言右事之強分流別，又何以異哉？
○書教中
《書》無定體，故易失其傳；亦惟《書》無定體，故託之者眾。周末文勝，官禮失其職守，而百家之學，多爭託於三皇五帝之書矣。藝植託於神農，兵法醫經託於黃帝，好事之徒，傳為《三墳》之逸書而《五典》之別傳矣。不知書固出於依託，旨亦不盡無所師承，官禮政舉而人存，世氏師傳之掌故耳。惟「三」「五」之留遺，多存於《周官》之職守，則外史所掌之書，必其籍之別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謂《三墳》、《五典》，或其概而名之，或又別為一說，未可知也。必欲確指如何為三皇之墳，如何為五帝之典，則鑿矣。
《逸周書》七十一篇，多官禮之別記與《春秋》之外篇，殆治《尚書》者雜取以備經書之旁證耳。劉、班以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則似逸篇，初與典、謨、訓、誥，同為一書，而孔子為之刪彼存此耳。毋論其書文氣不類，醇駁互見，即如《職方》、《時訓》諸解，明用經記之文，《太子晉解》，明取春秋時事，其為外篇別記，不待繁言而決矣。而其中實有典言寶訓，識為先王誓誥之遺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為刪略之餘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誥，衰周猶有存者，而夫子刪之，豈得為好古哉？惟《書》無定體，故《春秋》官禮之別記外篇，皆得從而附合之，亦可明《書》教之流別矣。
《書》無定體，故附之者雜。後人妄擬《書》以定體，故守之也拘。古人無空言，安有記言之專書哉？漢儒誤信《玉藻》記文，而以《尚書》為記言之專書焉。於是後人削趾以適屨，轉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輯錄其文，以為《尚書》之續焉；若孔氏《漢、魏尚書》、王氏《續書》之類皆是也。無其實，而但貌古人之形似，譬如畫餅餌之不可以充饑。況《尚書》本不止於記言，則孔衍、王通之所擬，並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劉知幾嘗患史策記事之中，忽間長篇文筆，欲取君上詔誥，臣工奏章，別為一類，編次紀傳史中，略如書志之各為篇目，是劉亦知《尚書》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為二，則有事言相貫、質與文宣之際，如別自為篇，則不便省覽，如仍然合載，則為例不純；是以劉氏雖有是說，後人訖莫之行也。至如論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難書牘，不異面論，次於紀傳之中，事言無所分析，後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揚、馬之辭賦，原非政言，嚴、徐之上書，亦同獻頌，鄒陽、枚乘之縱橫，杜欽、谷永之附會，本無關於典要，馬、班取表國華，削之則文采滅如，存之則紀傳猥濫，斯亦無怪劉君之慾議更張也。
杜氏《通典》為卷二百，而《禮典》乃八門之一，已占百卷，蓋其書本官禮之遺，宜其於禮事加詳也。然敘典章制度，不異諸史之文，而禮文疑似，或事變參差，博士經生，折中詳議，或取裁而徑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則繁複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併為采輯其文，附著禮門之後，凡二十餘卷，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者矣。史遷之書，蓋於《秦紀》之後，存錄秦史原文。惜其義例未廣，後人亦不復踵行，斯並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後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
濫觴流為江河，事始簡而終鉅也。東京以還，文勝篇富，史臣不能概見於紀傳，則匯次為《文苑》之篇。文人行業無多，但著官階貫系，略如《文選》人名之注，試榜履歷之書，本為麗藻篇名，轉覺風華消索；則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盡也。蕭統《文選》以還，為之者眾，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呂氏之《宋文鑒》，蘇氏之《元文類》，並欲包括全代，與史相輔，此則轉有似乎言事分書，其實諸選乃是春華，正史其秋實爾。(史與文選，各有言與事，故僅可分華與實，不可分言與事。)
四部既分，集林大暢。文人當誥，則內製外製之集，自為編矣。宰相論思，言官白簡，卿曹各言識事，閫外料敵善謀，陸贄《奏議》之篇，蘇軾進呈之策，又各著於集矣。萃合則有名臣經濟、策府議林，連編累牘，可勝數乎！大抵前人著錄，不外別集總集二條，蓋以一人文字觀也。其實應隷史部，追源當系《尚書》；但訓誥乃《尚書》之一端，不得如漢人之直以記言之史目《尚書》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