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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若想弄清日本生活方式所賴以建立的那些觀點，他的工作就遠比統計證實要艱巨得多。人們迫切要求他報告的是，這些公認的行為和判斷是如何形成日本人觀察現存事物的鏡片的。他們必須闡述日本人的觀點如何影響他們觀察人生的焦距和觀點。他還必須努力使那些用完全不同的焦距來觀察人生的美國人也能聽得明白。在這種分析工作中，最有權威的法庭並不一定就是「田中先生」——即普通日本人。因為「田中先生」並不能說清楚自己的觀點。何況在他看來，為美國人寫的那些解釋，似乎無此必要。
美國人對社會的研究，很少注意研究文明民族文化所賴以建立的各種前提。大多數的研究都認為這些前提是自明的。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都全神貫注在意見和行為的「分佈」上，他們拿手的研究方法是統計法。他們對大量調查資料、調查答卷、交談者的回答、心理學的測定等等，進行統計分析，試圖從中找出某些因素的獨立性或相互依存關係。在輿論調查領域中，可以在全國使用用科學方法選出的有效的抽樣調查技術，這種方法在美國已達到高度完善。通過這種方法，就可以瞭解對某一公職候選人或某項政策各有多少支持者和反對者。支持者或反對者又可以按鄉村或城市、低薪收入或高薪階層、共和黨或民主黨來進行分類。在一個實行普選、並且由國民的代表起草頒佈法律的國家裡，這種調查結果具有實踐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