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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通俗文學和民間歌謡繼承前代樂府民歌、小說、雜賦的傳統，有了新的發展，併為後來話本、說唱文學及戲曲的發展準備了條件。這些作品過去很少流傳，直到六十年前敦煌寫本的發現，才為我們研究唐代民間通俗文學提供了大量資料。敦煌發現的唐代通俗文學有變文、俗賦、話本、詞文等樣式，它們本身的文藝價值並不大，但從中可以窺見當時民間說話、講唱等文藝藴蓄的豐富。它們既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噹時的作家，而且也是我國民間文學從樂府民歌的衰落到話本、說唱文學及戲曲的繁榮的一個轉折點。
第一節 變文
變文是寺院僧侶向聽眾作通俗宣傳的文體，一般是通過講一段唱一段的形式來宣傳佛經中的神變故事。正象佛經中神變故事的圖畫叫作變相，這種文體就叫變文(註：一說是把經文轉變為通俗易懂的文體，因而得名。)。從魏晉到隋唐，佛教的流傳愈廣，僧侶通俗宣傳的花樣也愈多，有轉讀、唱導、俗講等名稱。它們既直接繼承了佛經裡以散文敘說以偈語宣讚的形式，同時也接受了我國民間流傳的故事賦、敘事詩的影響，在誦說時運用大量的四言六言句子，而在吟唱時採用五言詩或七言詩的形式。唐時俗講尤其流行(註：「俗講」是僧侶對俗家講經的一種形式，它是與僧侶在教門內部講經的「僧講」對稱的。)。韓愈《華山女》詩形容它的盛況是「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閙宮庭。」趙粼《因話錄》記晚唐俗講僧文漵說：「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又說：「教坊效其聲調以為歌曲。」後來在宋金說唱諸宮調裡還一直保留了〈文漵子〉這支曲調，可想他對當時教坊歌曲及後來說唱文學的影響。
和佛教俗講流行的同時，民間藝人也採用變文的形式講唱故事。唐王建《觀蠻妓》詩：「欲說昭君斂翠蛾，清聲委曲怨于歌。」又五代韋轂選《才調集》載有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詩》：「翠眉頻處楚邊月，畫捲開時塞外雲。」可見當時通俗說唱，不但有說有歌有表情，而且有畫幅配合，正象佛教的變文也往往與變相圖配合一樣，它的目的在使「看官們」同時從圖畫裡得到印證。
從北宋以下，繼承唐代通俗文學而發展起來的話本、詞話(註：這裡的詞話是指有歌詞配合的話本小說，它和評論詞創作的詞話不同。)、戲曲等文藝形式愈來愈完善、豐富，唐代流行的變文以及其他通俗文學作品逐漸喪失了現場演出的意義，加以封建統治階級的歧視，這些作品絶大部分沒有流傳。現傳的變文是清光緒二十五年(
1899年)才從甘肅敦煌藏經洞發現的；但其中不少捲子已被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等盜走，現在保留在北京圖書館裡的只是它的殘餘部分。
一般所說的敦煌變文實際包括宣講佛經的作品和其他通俗講唱文學作品。有些作品後面還有五代和宋初人的題記。作品產生的時間既久，內容也相當複雜。宣講佛經的主要有講經文和變文兩類。前者大都先引一小段經文，然後邊講邊唱，加以敷演，如《妙法蓮花經講經文》、《維摩詰經講經文》。後者直接講唱佛教故事，不引經文，如《降魔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這些作品主要是佛教教義的宣傳，充滿了因果報應、地獄輪迴、人生無常等思想，同時還夾雜「居家盡孝，奉國盡忠」(見《降魔變文》)及「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見《太子成道經》)等封建道德觀念。它們規模的巨大和幻想的豐富都在當時其他通俗文學之上。如《降魔變文》寫佛弟子舍利弗與「外道」六師鬥法。六師先後化出「頂侵天漢」的寶山，「瑩角驚天」的水牛，「口吐煙雲」的毒龍等，一一為舍利弗化出的金剛、獅子、鳥王等所破滅，其中有不少想象瑰奇的描繪。如下面的一段：
六師既兩度不如，神情漸加羞而，強將頑皮之面，眾裡化出水池。四岸七寶莊嚴，內有金沙布地。浮萍菱草，遍綠水而競生；軟柳芙蓉，匝靈沼而氛氳。舍利(弗)見池奇妙，亦不驚嗟。化出白象之王，身軀廣闊，眼如日月，口有六牙。每牙吐七枝蓮花，花上有七天女，手掐絃管，口奏絃歌，聲雅妙而清新，姿逶迤而姝麗。象乃徐徐動步，直入池中，蹴踏東西，迴旋南北。以鼻吸水，水便乾枯，岸倒塵飛，變成旱地。于時六師失色，四眾驚嗟，合國官僚齊聲嘆異處，若為：
其池七寶而為岸，瑪瑙珊瑚爭燦爛。池中魚躍盡衡冠，龜鱉黿鼉競谷竄。水裡芙蓉光照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