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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夷中(
837—‧)，字坦之，河東(今山西永濟)人。他出身貧寒，曾「奮身草澤，備嘗辛楚」(《唐才子傳》)。咸通十二年(
871)成進士後，在長安仍過着「在京如在道，日日先鷄起」的奔走衣食的生活，最後，才做了華陰縣尉。這種生活經歷，使他對農民的疾苦和貴族的豪華都有較深切的瞭解。而這也就構成了他的詩的兩大主題：一是諷刺貴游公子。這可以《公子家》為代表：
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為惡草。
這班公子們就是這樣「五穀不分」和「不知稼穡之艱難」的。在《公子行》二首中，還諷刺了他們的無知和橫行霸道：「一行書不讀，身封萬戶侯。」「騎馬踏殺人，街吏不敢詰。」另一主題是同情農民的痛苦。在這方面
，他的《傷田家》可以和李紳的《憫農詩》並傳千古；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
前四句先寫農民「賣青」度日的痛苦境況，接着用「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來比喻，既形象，又恰切，遂成千古傳誦的名句。後四句雖然流露了對君王的幻想，但主要還是對昏君的諷刺和教訓。作者用「綺羅筵」和「逃亡屋」作鮮明的對比，更增強了詩的藝術力量。又如《田家》：
父耕原上田，子屬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
一邊是辛苦的勞動，一邊是無厭的剝削，但更不道破，而寓諷刺于敘事之中，顯得更為冷峭有力。聶夷中的詩現只存三十七首，但其中用樂府古題和自創新題的竟有十幾首，可見他確是一個有意識地寫樂府詩的作家。
杜荀鶴(
846—
907)，字彥之，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埭)人。他出身寒微，嘗自謂「天地最窮人」。四十六歲舉進士，曾為宣州田君的從事。唐亡，依朱溫，為翰林學士，但只五天便死了。現存《唐風集》是他親自編定的。
杜荀鶴很有政治抱負，他說：「男兒出門志，不獨為身謀。」(《秋宿山館》)又說：「共有人間事，須懷濟物情。」(《與友對酒飲》)他的文學主張和白居易很接近，如《自敘》詩：「詩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又《秋日山中》詩：「言論關時務，篇章見國風。」因此，他的詩能夠相當廣泛地反映唐末的黑暗現實和人民的災難。八八年，黃巢起義軍佔領長安，唐僖宗逃往四川，這時各處地方軍閥不僅沒有接受教訓，反而趁火打劫，屠殺人民。對此，詩人在《旅泊遇郡中叛亂示同志》一詩中作了盡情的揭露：
握手相看誰敢言，軍家刀劍在腰邊。遍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寺拆為修寨木，荒墳開作瓦城磚。郡侯逐出渾閒事，正是鑾輿幸蜀年。
他更多的詩是描寫農民的悲慘命運，如《山中寡婦》：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後尚征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
在《亂後逢村叟》中也可以看到這種沉痛的描述：
八十衰翁住破村，村中何事不傷魂。因供寨木無桑柘，為點鄉兵絶子孫。還似平寧徵賦稅，未嘗州縣略安存。至今鷄犬皆星散，日落前山獨倚門。
詩人對人民的同情和對那些軍閥官吏的憎恨，表現得最集中、最鮮明，也最有力的，是他那首《再經胡城縣》的七言絶句：
去歲曾經此縣城，縣民無口不冤聲。今來縣宰加朱紱，便是生靈血染成!
在《題所居村舍》中，他更反映了這種現象的普遍性：「如此數州誰會得‧殺民將盡更邀勛!」
杜荀鶴專攻近體，所作三百多首詩，沒有一篇古體。在近體中，又以七言律詩為最多，也寫得比較好。雖然在藝術上不夠錘煉精密，但他不用典故，不堆砌詞藻，而是把律詩的聲律對偶和淺近通俗的語言結合起來，平易委婉，如話家常，可以說是律詩的通俗化。杜荀鶴雖然沒有沿用樂府古題，也沒有自創新題，但他的創作精神卻和新樂府運動基本一致。
第四節 陸龜蒙 羅隱
晚唐時代，散文的創作雖然不及中唐那樣波瀾壯闊，但是，諷刺小品文這種形式卻隨着階級鬥爭的尖鋭化而得到了更廣泛的運用，更深入的發展。代表作家除上述的皮日休外，還有陸龜蒙和羅隱，他們二人也寫詩，但成就卻不及小品文。
陸龜蒙，字魯望，吳郡(今江蘇蘇州)人。舉進士不弟，隱居松江甫裡。著有《笠澤叢書》、《甫裡先生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