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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爾尼時，我對他的幫助還算不小，我的成績並不象我所擔心的那樣壞。我辦起事來既有膽量又有口才，是給我自己辦事時從來不曾有過的。這裡的事情可不象在弗賴堡那樣簡單，必須和本邦首腦們進行頻繁而漫長的商討，審查他的證件也不是一天就完的事。最後，一切手續都辦好了，元老院答應接見他。我以他的翻譯的身分和他一同去了，而且人們還叫我發表談話。這真出乎意料，因為我絶沒想到在和元老們個別商談了很久以後，還要當眾發表談話，就彷彿剛纔什麼也沒談一樣。請想想，我那時該是多麼為難啊！象我這樣一個十分靦腆的人，不僅要在公眾之前，而且是在伯爾尼元老院裡，一分鐘的準備時間都沒有就即席講話，真夠要命的了。然而，我那時居然一點也不感到膽怯。我簡單明了地講了這位希臘主教的任務。我讚揚了業已捐助款項的王公們的虔誠。為了激起無老院諸公不甘落後的心理，我說他們一貫是樂善好施的，因此對他們也抱著同樣的期望，隨後，我還力圖證明這件事對所有基督的信徒，不分任何教派，都是善舉，在結束的時候，我說，上天一定會對贊助這一善舉的人降以鴻福。我不能說這是我的講話發生了效力，不過，這一席話確實受到歡迎，所以在接見結束以後，我的這位主教得到了一份巨額捐獻，而他的秘書的才能也得到了讚揚。對我說來，把這些讚揚的話翻譯出來當然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是我卻沒敢逐字譯給他聽。這是我生平在大庭廣眾中間而且是在最高當權者面前所作的唯—一次講話，也是我所作的唯—一次大膽而漂亮的講話。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他的才能竟有這麼大的差別：三年前，我曾到伊弗東去看我的老朋友羅甘先生，由於我贈送該市圖書館一些書籍，該市派一個代表團來向我道謝。瑞士人是最喜歡高談闊論的，那些先生們向我說了一大套感謝的話。我覺得必須致答詞，然而，當時卻窘得很厲害，簡直不知道該說什麼好。我腦袋裏亂成一團，急得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結果丟盡了臉。雖然我生來膽怯，在我年輕的時候卻有幾次倒還大膽些，成年以後我就再也沒有大膽過。我的社會閲歷越多，我的舉止和言談越不能適應它的情調。
我們從伯爾尼動身到了索勒爾。主教計劃重新取道德國，經匈牙利或波蘭返回本國。這是一個遙遠的旅程，但是，由於一路上他的錢袋裝進的多花出的少，他當然不怕繞遠路。我呢？不管騎馬還是徒步，我都同樣高興，如果能這樣旅行一輩子，那更是我求之不得的。然而命運已經注定，我達不到那樣遠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