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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和埃及受到阿拉伯半島眾哈里發的壓迫,而且,在阿非利加被占之後,他們的副司令更領兵入侵併征服了已經變成哥特人的西班牙王國的羅馬省;地中海的諸島並非遠在他們的海軍力量所能打擊的範圍之外;敬神的或叛逆的酋長們正是從他們最邊遠的據點,從克里特海港和西利西亞炮台發動對皇座和首都的騷擾的、剩下的仍臣服于羅馬皇帝的幾省則被重新加以塑造;原來由首席官、執政長和伯爵行使的司法權力,則被在赫拉克利烏斯幾位繼承人的統治下開始通行並由那位皇帝作家加以描繪的themes或軍事政權制度所代替。那
29個themes,
12個在歐洲,
17個在亞洲,起源不明,此語源出何處亦難以斷言,它們的界限亦隨意劃定,且時有變更;但是從那各個區域為了自衛出資組成的軍隊的特點和屬性中卻產生了一些在我們聽來十分奇怪的名字。好虛榮的希臘王公平不及待地抓住空想的被征服的土地和對已失去的領土的記憶。於是在幼發拉底河的西邊建造了一個新的美索不達米亞;西西里的名稱和下級執政官也被轉移到卡拉布里亞的一個狹窄地帶去;而貝內文托姆公國的一小塊地方也被升格成為倫巴第theme的規格。在阿拉伯帝國沒落時期,君士坦丁的繼承人們原可以把他們的驕傲應用在更有實際利益的地方。尼斯福魯斯、約翰澤米塞斯和巴西爾二世的勝利又振起了羅馬的聲威,擴大了它的疆土;西利西亞省、安條克大都市、克里特和塞普路斯島都重新歸順到基督和愷撒的統治之下;意大利的三分之一地區併入了君士坦丁堡的皇權所轄的領土,保加利亞王國被完全消滅,馬其頓王朝的最後幾位君主把他們的統治權從底格里斯河的源頭一帶擴展到了羅馬附近。到了
11世紀,新的敵人和新的不幸使得帝國前途又顯得十分暗淡,意大利的殘餘部分全被諾曼的冒險分子奪去,而亞洲的枝葉几乎全被土耳其侵略者從羅馬這個樹幹上截去。
在蒙受到這些損失之後,科南尼家族的幾代皇帝仍然從多瑙河到伯羅奔尼撒,從貝爾格萊德到尼斯、特雷比藏德和曲折的米安德河水邊,繼續進行統治。色雷斯、馬其頓和希臘幅員廣闊的省份仍然臣服於他們的權杖之下;對塞普路斯、羅德島和克里特的佔有還附帶有愛琴海或聖海中的
50座島嶼,他們的帝國的殘存部分也超過了歐洲最大的王國的疆土。
帝國的財富、製造業和稅收同樣一些帝王可以十分威風並毫不虛假地聲稱,在所有基督教世界的國君中,他們佔有最大的城市、最豐富的稅收和最為繁榮、人口最多的國土。隨着帝國的衰亡,西部的城市已日益衰落和失陷;不論是羅馬的廢墟,還是巴黎和倫敦的泥土牆壁、木頭棚屋和狹窄的街道也都不可能會使那位陌生的意大利人忽然沉溺于有關君士坦丁堡的位置和廣大、她的宏偉的宮殿和教堂和她的眾多人民的技藝和奢侈生活的思想之中。
她的財富可能是一個誘惑,但她的初試鋒芒的力量已經擊退了,而且預示着還將擊敗波斯人、保加利亞人、阿拉伯人和俄羅斯人的大膽的進攻。各省可就沒那麼幸運;能完全不受外敵侵犯了,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地區或一座城市不曾遭受到某一個凶惡的野蠻人,由於佔有無望,百般蹂躪和虜掠的。
自查士丁尼時代以來,東帝國的地位已大不如前;毀滅的力量比進步的力量顯得更為活躍;戰爭的災難由於民政和宗教上的暴政帶來的更具有長期性的災禍而更加深重。從野蠻人手中逃脫的俘虜常常被他的君王的大臣們脫去衣服,關進監牢;希臘的迷信通過祈禱使思想鬆弛,通過禁令使身體乾瘦;眾多的修道院和節日使得許多人手在許多天裡放棄了有益於人類的活動。然而,拜占廷帝國的臣民仍然是各民族中最靈巧、最勤奮的人民;他們的國土在土壤、氣候和所在位置方面都得天獨厚,而在技藝的支持和培育下,他們的安定、平靜的性格較之歐洲的好戰精神和封建的無政府主義更為有用。那些仍然依附於帝國的各省,則通過那些永遠失去的省份的不幸,重新獲得更多的人口和財富。敘利亞、埃及和阿非利加的正統基督教徒脫離哈里發的覊絆又回到他們的皇帝的治下,回到他們同胞們的社會;逃脫壓迫者蒐羅的可動的財富在他們的流亡生活中伴隨着他們,也緩解了他們的痛苦,而君士坦丁堡卻敞開胸懷接受從亞歷山大里亞和推羅來的流亡者的交易。因躲避敵人或宗教迫害而逃亡的亞美尼亞和西徐亞的頭目們都受到熱情的接待;跟隨他們的人都被允許修建新的城市和開墾荒廢的土地;許多地方,歐洲和亞洲都有,一直保留着這些民族的殖民地的名稱、習俗,或至少關於它的記憶。甚至那些作為軍人在羅馬帝國的疆土上定居下來的野蠻部落也逐漸聽命于教會和政府的法令。
他們雖一直和希臘人分開居住,他們的後代卻為國家提供了大量忠誠、馴順的士兵、即使我們有足夠的資料能夠讓我們對拜占廷王國的
29個themes的情況作一番探索,恐怕有一個經過挑選的例子也便是以滿足我們的好奇心了:所幸的是,我們的最大的注意力將集中在那最有趣的一個省份,而伯羅奔尼撒這個名字必將會喚醒古典讀者的注意。
早在
8世紀反聖像崇拜者的混亂統治時期,希臘,甚至伯羅奔尼撒,便已受到趕在保加利亞皇家旗號之前的某些斯拉沃尼亞人隊伍的蹂躪。早先來的外族人卡德摩人、達那俄人和珀羅普人早已在那富饒的土地上播下了政策和學習的種子;北方的野蠻人卻徹底拔除了殘存的它們的帶病的半枯的根。在這一大變動中,整個國土和那裡的居民都變樣了;希臘的血統遭到污染;伯羅奔尼撒的最驕傲的貴族們也和外族人和奴隷們的名字混在一起了。
由於接下去幾代皇帝的勤奮,這地方在某種程度上清除了野蠻人;其殘餘部分也都曾宣誓服從管制、按時進貢和在部隊服役,不過對這誓言也經常違反,又經常重申,對帕特雷的圍攻是伯羅奔尼撒的斯拉沃尼亞人和非洲的薩拉遜人行動上的離奇巧合形成的。
在他們最後的一次災難中,一個關於科林斯的下級執政官即將來到的好心的傳聞重新鼓起了市民們的勇氣。他們的進攻勇猛而成功;外族人上船逃走,叛軍投降了,而那一次的勝利被歸之於一個被稱為使徒安德魯的戰鬥在最前線的幻影或陌生人。
盛有他的遺骨的神龕前供滿了那次勝利所獲得的戰利品,而被俘的民族被永遠迫使為帕特雷的教會服役,成為它的附庸。
由於在希洛斯和拉西第夢一帶的兩個斯拉沃尼亞部落的叛亂,半島上的和平經常遭到破壞。他們有時欺負拜占廷政府的虛弱,有時甚至反抗它的壓迫,直到最後他們的敵對的兄弟部落請求教皇發佈一項法令,明確限制了埃澤來特人和米倫吉人的權利和義務,並勒令他們每年交納
1200枚金幣。同這些異族人不同,皇家地理學者精確區分出一個屬於本民族,也許在某種程度上,可能和長期遭到傷害的希洛人具有血緣關係的原生民族。羅馬人的,特別是奧古斯都的慷慨,使得那些海邊城市從斯巴達的統治下解放出來;這種恩遇的延續更使他們獲得高貴的Eleuthevo或自由拉科尼亞人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