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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認的十八世紀最偉大的、最深遠地影響了歷史的作品是哪幾部？人們可以很輕易地說出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
1778）的《社會契約論》和《愛彌兒》，一論政治一論教育，奠定了他的啟蒙大師的歷史地位。很少有幾個哲學家能帶來盧梭著作那樣的震撼。且不說他的《愛彌兒》在教育學上的成就，就說他的《社會契約論》中的「主權在民」一說，就劃分了一個時代。
有說盧梭的政治理論深受帕拉圖的《理想國》的影響。《理想國》的概念，建立於人性善的理念基礎上，帕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說，「只有正直的人才會幸福」，「善的意志」成為他的理想國的基礎。盧梭也相信人性善，他提倡寬容理性，堅定地反對任何政治暴力。同是論述理想國的原則，不同於帕拉圖，盧梭將其理論框架完全建立在「人生而自由」的基礎之上，也就是說「自由意志」。這個基礎就實在多了。很早以前，人們有一個更好的但文言的說法：「天賦人權」。由天賦人權作為第一原理，他所構造的不再只是理想，而是現代公民社會的基本原則。公民社會中，公民失去了自由人無所不為的自由，而得到公民的政治權利－政治自由。他的《社會契約論》（又譯《民約論》）所要解決的是人權和法律的有機結合。從此，合法性只能來自人民，成了盧梭的繼承者和背叛者的共同的理念。－前者產生了美國革命和民主的建立，後者以人民之名專權屠殺。盧梭，作為「主權在民」的勾畫者，就是在二百年後還處于爭論的中心：他的理論到底是在提倡民主自由，還是在提倡極權暴政？
人權是屬於個體的，法律是屬於國家的。個體約定而成國家的合理性，是法律有效性和政權合法性的終極判斷。自由，不是來自法律對個人的保護，而是來自個體對立法的徹底參與。這是切實保障個體自由的先決條件。在這一過程裡，個體利益的「交集」而非「並集」（不完全是數學上的那種）形成公民意志－主權者的意志－一般意志，而這種主權者因為個體的不斷參與，其內容是常新的，其利益與個體利益共榮的。從這一點出發，多數人說了算的約法三章必然地成為主權在民的道德的體現方式。
盧梭把政權明白地分成了立法和行政兩個部分，前者屬於社會契約的範疇，而後者不是契約的內容（因此是可變可推翻的）。這個理念對後來民主政治的發展有着不可磨滅的貢獻。在盧梭之前，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對法律的理解更加深刻，唯缺盧梭的「主權在民」的動力。《社會契約論》本身是自恰的政治理論專著。它自始至終只揚棄了一種體制：專制政府。按盧梭的話，這就是那種蔑視法律把個體的權力高於主權者之上的體制。其他的體制，盧梭僅僅論述了它們合法的自然依據。從直接民主制、貴族代議制到君主立憲制，統治的根據必須是人民主權－其真正表達就是法律。盧梭併進而把任何真正依法而治的政體統稱為共和政體。
盧梭的理想並不是人們常說的直接民主制，而是羅馬為代表的精英選舉代議制。為了對幅員大國的有效治理，由幅員不大的精英代議制政體合眾聯邦几乎在《社會契約論》中呼之慾出而與百來年美國的歷史相呼應。這一點，多少為中國未來的民主化道路指明了方向。
盧梭的起點是一個假想的自給自足的自由人的國度，然後才有社會契約和公民社會的形成。無疑，他的基礎隱伏着危機－因為他基于的是假想國而非事實的觀察。後一時代的法國政治歷史學者德·托克維爾，從他對美洲民主的發生發展的觀察，著有《民主制在美洲》的名著，他的起點無疑就更加堅實。兩者的著作其實有着一個共通之處，尋找一個合乎人性的道德的社會形態。
在盧梭看來，他那個時代的政治社會形態是腐朽的，他要到古希臘時代才能找到合理的回歸。他的起點，嚴格來說，是太過簡單了，而他的結論，也太機械了。想一想，從一個假想的自給自足的個體自由人到公民社會的形成，有沒有可能跳過商品經濟的發展？在盧梭的理論裡沒有商品的地位，他所處的啟蒙時代決定了他成不了亞當·史密斯。儘管如此，今天分析他的思想，採納他思維的合理成分，是每個有志于中國民主化進程的知識分子必修的一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