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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之，緡錢所入益耗，皇祐中，視舊額幾亡其半。陝州錄事參軍王伯瑜監滄州鹽山務，獻議商人受鹽滄、濱二州，以囊貯之，囊毋過三石三斗，鬥為鹽六斤，除三斗為耗勿算，余算其半。予券為驗，州縣驗券縱之，聽至所鬻州軍並輸算錢；即所貯過數，予及受者皆罰，商人私挾他鹽，並沒其貲。時知滄州田京，與伯瑜合議上聞，召試行之。踰年，歲課增三萬餘緡，遂以為定製。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又請榷河北鹽，詔提舉河北、京東鹽稅周革入議，將施行焉。文彥博論其不便，乃詔仍舊。
志第一百三十五食貨下四
○鹽中
元豐七年，知滄州趙瞻請自大名府、澶、恩、信安、雄、霸、瀛、莫、冀等州盡榷賣以增其利，才半歲，獲息錢十有六萬七千緡。哲宗即位，監察御史王岩叟言：「河北二年以來新行鹽法，所在價增一倍，既奪商賈之利，又增居民之價以為息，聞貧家至以鹽比藥。伏惟河朔天下根本，祖宗推此為惠，願陛下不以損民為利，而以益民為利，復鹽法如故，以為河北數百萬生靈無窮之賜。」會河北轉運使范子奇奏，鹽稅欲收以十分，遣范鍔商度。岩叟復言：「臣在河北，亦知商賈有自請于官，乞罷榷買，願輸倍稅。主計者但知于商賈倍得稅緡以為利，不知商賈將於民間復增賣價以為害也。慶歷六年，既不行三司榷買之法，又不從轉運司增稅之請，仁宗直謂朕慮河北軍民驟食貴鹽，可令依舊。是時計歲增幾六十萬緡，仁宗豈不知為公家之利？意謂藏之官不若藏之民。今陛下即位之始，宜法仁宗之意，不宜以小利失人心也。」明年，遂罷河北榷法，仍舊通商。六年，提舉河北鹽稅司請令商賈販鹽，于場務輸稅，以及等戶保任，給小引，量道里為限，即非官監鎮店，聽以使鬻之，鹽稅舊額五分者，增為七分。則鹽稅蓋已行焉。
紹聖中，河北官復賣鹽，繼詔如京東法。元符三年，崇儀使林豫言：「河北榷鹽，未必敷前日稅額，且契丹鹽益售，慮啟邊隙。」明年，給事中上官均亦以為言，皆不果行。宣和元年，京畿、四輔及滑州、河陽所產鹼地，悉墾為田，革盜刮煎鹽之弊，知河陽王序以勸誘推賞。三年，大改鹽法，舊稅鹽並易為鈔鹽。凡未賣稅鹽鈔引及已請算或到倉已投暨未投者，並赴榷貨務改給新法鈔引，許通販；已請舊法稅鹽貨賣者，自陳，更買新鈔帶賣，已請鈔引，毋得帶支。初，茶鹽用換鈔對帶之法，民旅皆病，然河北猶未及也；至是，並河北、京東行之。
其在兩浙曰杭州場，歲鬻七萬七千餘石，明州昌國東、西兩監二十萬一千餘石，秀州場二十萬八千餘石，溫州天富南北監、密鸚永嘉二場，七萬四千餘石，台州黃岩監一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越、處、衢、婺州。天聖中，杭、秀、溫、台、明各監一，溫州又領場三，而一路歲課視舊減六萬八千石，以給本路及江東之歙州。
慶歷初，制置司言：比年河流淺涸，漕運艱阻，靡費益甚，請量增江、淮、兩浙、荊湖六路糶鹽錢。下三司議，三司奏荊湖已嘗增錢，余四路三十八州軍，請斤增二錢或四錢。詔俟河流通運復故。既而江州置轉運般倉，益置漕船及傭客舟以運，制置司因請六路五十一州軍斤增五錢。民苦官鹽估高，無以為食，諸路皆言其不便。久之，韓絳安撫江南還，亦極言之。其後兩浙轉運使沈立、李肅之奏：「本路鹽課緡錢歲七十九萬，嘉祐三年，才及五十三萬；而一歲之內，私販坐罪者三千九十九人；弊在於官鹽估高，故私販不止，而官課益虧。請裁官估，罷鹽綱，令鋪戶衙前自趨山場取鹽，如此則鹽善而估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官課必溢。」發運司難之。立、肅之固請試用其法二三年，可見利害，詔可。
立嘗論東鹽利害，條亭戶、倉場、漕運之弊，謂：「愛恤亭戶使不至困窮，休息漕卒使有以為生，防制倉場使不為掊克率斂，絶私販，減官估，果能行此五者，歲可增緡錢一二百萬。」集《鹽策》二十捲以進，其言亭戶睏乏尤甚。然自皇祐以來，屢下詔書輒及之，命給亭戶官本，皆以實錢；其售額外鹽者，給粟帛衣糧；亭戶逋歲課久不能輸者，悉蠲之。所以存恤之意甚厚，而有司罕有承順焉。
熙寧以來，杭、秀、溫、台、明五州共領監六、場十有四，然鹽價苦高，私販者眾，轉為盜賊，課額大失。二年，有萬奇者獻言欲撲兩浙鹽而與民，乃遣奇從發運使薛向詢度利害。神宗以問王安石，對曰：「趙抃言衢州撲鹽，所收課敵兩浙路，抃但見衢、湖可撲，不知衢鹽侵饒、信，湖鹽侵廣德、升州，故課可增，如蘇、常則難比衢、湖。今宜制置煎鹽亭戶及差鹽地令督捕私販，般運以時，嚴察拌和，則鹽法自舉，毋事改制。」
五年，以盧秉權發遣兩浙提點刑獄，仍專提舉鹽事。秉前與著作佐郎曾默行淮南、兩浙，詢究利害。異時灶戶鬻鹽，與官為市，鹽場不時償其直，灶戶益困。秉先請儲發運司錢及雜錢百萬緡以待償，而諸場皆定分數：錢塘縣楊村場上接睦、歙等州，與越州錢清場等，水勢稍淺，以六分為額；楊村下接仁和之湯村為七分；鹽官場為八分；並海而東為越州餘姚縣石堰場、明州慈溪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為溫州雙穗、南天富、北天富場為十分；蓋其分數約得鹽多寡而為之節。自岱山以及二天富煉以海水，所得為最多。由鳴鶴西南及湯村則刮鹼淋鹵，十得六七。鹽官、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白；楊村及錢清場織竹為盤，涂以石灰，故色少黃；石堰以東近海水鹼，故雖用竹盤，而鹽色尤白。秉因定伏火盤數以絶私鬻，自三灶至十灶為一甲，而鬻鹽地什伍其民，以相幾察；及募酒坊戶願占課額，取鹽于官賣之，月以錢輸官，毋得越所酤地；而又嚴捕盜販者，罪不至配，雖杖者皆同妻子遷五百里。仍益開封府界、京東兵各五百人防捕。
時惟杭、越、湖三州格新法不行，發運司劾奏虧課，皆獄治。王安石為神宗言捕鹽法急，可以止刑。久之，乃詔兩浙提舉鹽事司，諸州虧課者未得遽劾，以增虧及違法輕重分三等以聞。七年，以盧秉鹽課雖增，刑獄實繁，慮無辜即罪者眾，徙其職淮南，以江東漕臣張靚代之，且休量其事。靚言秉在事，越州監催鹽償至有母殺子者，詔劾其罪，然竟免，仍以增課擢太常博士，升一資。歲余，三司言兩浙漕司寬弛，鹽息大虧，命著作佐郎翁仲通更議措置。元祐初，言者論秉推行浙西鹽法，務誅剝以增課，所配流者至一萬二千餘人，秉坐降職。兩浙鹽亭戶計丁輸鹽，逋負滋廣，二年，詔蠲之。後更積負無以償，元符初，察訪使以狀聞，有司乃以朝旨不行，右正言鄒浩嘗極疏其害。
明州鳴鶴場鹽課弗登，撥隷越州。宣和元年，樓異為明州，請仍舊，且于接近台州給舊鹽五七萬囊。詔曰：「明州鹽場三，昨以施置不善，以鳴鶴一場隷越，客始輻湊。猶有二場積鹽以百萬計，未見功緒，此而不圖，東欲取于越，西欲取于台，改令害法，動搖眾情。」令狀析以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