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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十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殖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苑內屯以善農者為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蒞輸。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為三等，具民田歲穫多少，取中熟為率。有警，則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隷司農者，歲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歲以仲春籍來歲頃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開元二十五年，詔屯官敘功以歲豐凶為上下。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糧。方春，屯官巡行，謫作不時者。天下屯田收谷百九十餘萬斛。
初，度支歲市糧于北都，以贍振武、天德、靈武、鹽、夏之軍，費錢五六十萬緡，溯河舟溺甚眾。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于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以增溉。京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為不便，疏奏不報。郢又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糧貸諸城，約以冬輸；又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谷。如此則關輔免調發，五城田闢，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郢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里。
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絶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于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七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僱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即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給三之一以終身。靈武、邠寧，土廣肥而民不知耕。大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黨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諴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
貞觀、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以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糧稟益羡，自是玄宗不復幸東都。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鬥增三錢，每歲短遞輸京倉者百餘萬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糶。
貞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為吐蕃蹂躪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戍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于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計諸縣船車至太倉，谷價四十有餘，米價七十，則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要。江淮米至河陰者罷八十萬斛，河陰米至太原倉者罷五十萬，太原米至東渭橋者罷二十萬。以所減米糶江淮水菑州縣，鬥減時五十以救乏。京城東渭橋之糴，鬥增時三十以利農。以江淮糶米及減運直市絹帛送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贄議。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于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
志第四十四 食貨四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隷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 ，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巂州井各一，果、閬、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劍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綿、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劍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為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海、滄、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
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為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以法。及琦為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鬥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
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旱則土溜墳，乃隨時為令，遣吏曉導，倍于勸農。吳、越、揚、楚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候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捕私鹽者，姦盜為之衰息。然諸道加榷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才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禦、軍饟、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
貞元四年，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鬥亦增二百，為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鬥為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
劉晏鹽法既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佶為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玳瑁、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絶，巡捕之卒，遍于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既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浸貴，有以谷數斗易鹽一升。私糴犯法，未嘗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