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尼赫魯的交往也是如此。他扶植尼赫魯，相信這位年輕人能夠率領國大黨幹出一番事業。尼赫魯對他則非常尊重，像對待自己的父親一樣，大事小事全部請教他，徵求他的意見。但是雙方如果就某個問題出現不同意見時，完全可以做到各抒己見，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更不陽奉陰違。
甘地的決定，從來都不是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和支持，往往總是伴隨着想不通或者截然相反的態度來與他共事。就說
1922年那次，甘地決定中止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代之以土布生產、改革、教育，似乎對大家是個打擊。當時大多數國大黨領袖們都在監獄裡，對這一決定感到十分驚愕，並且使許多一般黨員都感到憤怒。老尼赫魯還從獄中寫信給甘地，對他的主張提出憤怒的抗議。
信中質問甘地，如果科摩林角上的一個村莊沒有遵守非暴力原則，為什麼喜馬拉雅山腳下的城市應該受到懲罰呢？
這次與
12年前的情景几乎完全相同，好像就是歷史的重演。這時尼赫魯同樣還在監獄，他對甘地決定和聲明與當年他父親一樣表示極為不滿。他在獄中給甘地寫了一封長信，表明自己的觀點。信中說：「當我聽到你停止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決定，我很不愉快，甚至感到前所未有的震驚。
雖然我仍然會響應你的號召，但是你提出今後的工作方向，我尤感困惑。我有一種突然的感覺，好像裡面有什麼東西被刺破了，它是我最珍貴的維繫。在這荒漠的世界裡，我感到可怕的寂寞。」
豈止是尼赫魯，黨內很多人士都不知道這位老人到底要怎麼樣。黨內的情緒明顯低落下來了。這時的甘地一邊開始從事他的解救賤民的長途旅行，主要是想為募集解救賤民的基金，另一方面他又不失時機地向黨內作出他的解釋。同時又根據新情況推出了新的策略。
1934年
4月
7日，甘地在旅行途中再次發表一項聲明，號召所有國大黨人停止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由他一個人來從事這項工作。如果誰想組織非暴力不合作鬥爭，必須徵得他同意。他希望所有國大黨員必須學會自製和安貧的藝術及美德；都能積極參與國家建設，特別是參加土紡土織，推廣土布、解救賤民的工作。最後他向國大黨人忠告道：「以潔身自好的個人行為同各界人士相處，來擴大教派之間的心靈團結，排除自己身上形形色色的不可接觸的骯髒，以親自接近飲酒和吸毒的人並普遍培養個人純潔來開展戒酒或戒吸毒品。
這些工作可以使得窮人維護最低標準的生活。」
他料到他的這項聲明在黨內會產生更多更大的麻煩，首先想到的是給尼赫魯寫去一封信。信中說：「在我看來，手段和目的同樣重要，只要我們能發揮好手段的作用，目的就不難達到。」
現在，該說的話說了，該勸的勸了，該公開聲明的已經聲明了，他要專心致志地上路，竭盡全力去做解救賤民這份有益的工作。
一直隨同他行走的米拉·貝恩記述道：「我們一直走啊走，到處都是擁擠的人群，滿腔熱情的愛。這使與人民群眾隔離很久的甘地精神大振。」
甘地曾經說過，為瞭解救賤民，他可以用生命作抵押。這不是一般性豪言壯語。話出之甘地之口，就是誓言。現在他一步步地朝前走，正在逐步實現他的諾言。
第十三章 決意退黨甘地與泰戈爾在性格上截然不同。但是他們卻有很多驚人的相似之處。
當年逾古稀的泰戈爾被問到他的最大優點是什麼時，他答道：「自相矛盾。」當問他的缺點是什麼時，他也答道：「仍是它。」他這不是信口開河，而是真實地反映了他的思想。這也難怪，大詩人的感情和心緒都缺乏應有的固定性。
感情容易漲，也容易落；心緒容易起，也容易平。
甘地從來沒有這麼以明快的態度承認過。他覺得他平生沒有別的，有的只是自己體驗真理的無數經歷，幾十年來，他們致力和爭取的達到的自我實現，面對面地看著上帝，達到「莫克薩」
擺脫生與死的自由。他為此目的而生，為此目的而行。他雖然不敢說他的體驗就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他承認他的體驗像科學工作者一樣，貫以極端的準確、遠見和細緻。
他的整個性格凸現出的執拗、固執、義無反顧的色彩。惟獨從來沒有出現過猶豫、動搖、徬徨和徘徊。其實他的思想深處也同樣充滿着自相矛盾。尼赫魯說：「甘地本人就是一個不同尋常的矛盾。」只是甘地本人並沒有意識到。
他與泰戈爾同樣都認為，他們是按照神明的旨意和召喚堅持他們的心目中的真理。
今年甘地應該是
65歲，因為這年是
1934年。
他在繼續為解救賤民進行呼籲，募捐基金。一年之中，行走富有成效，長途跋涉
12500英里，募得基金數額高達
80萬盧比。行程中，由於發生了連甘地都無法作出科學解釋的意外，又導致了甘地與泰戈爾的一場爭論。
原來，當年
3月，比哈爾發生了一次強烈地震。甘地正好來到此地開展解救賤民的宣傳。地震發生後，他仍然不顧生命安危要堅持趕到災區現場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那裡他進行了演講，借題發揮，說：「賤民製引起了上帝的憤怒，因而帶來了這場滅頂之災的苦難，這是神明的懲罰。
像我這樣的人不能不相信，神明是為了懲罰我們的罪過才引發地震的。」
地震災區損失慘重，人們流離失所。泰戈爾認為面對這種情景，甘地不應該在災民之中喚起不必要的恐懼。針對甘地的演講，他立即發表一個聲明，指出甘地的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