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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被抬上了一輛沒有篷的車，幾個短衣人物也和他同坐在一處。這車立刻走動了，前面是一班背着洋炮的兵們和團丁，兩旁是許多張着嘴的看客，後面怎樣，阿Q沒有見。但他突然覺到了：這豈不是去殺頭麼？他一急，兩眼發黑，耳朵裡的一聲，似乎發昏了。然而他又沒有全發昏，有時雖然着急，有時卻也泰然；他意思之間，似乎覺得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殺頭的。
他還認得路，於是有些詫異了：怎麼不向着法場走呢？他不知道這是在遊街，在示眾。但即使知道也一樣，他不過便以為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遊街要示眾罷了。
他省悟了，這是繞到法場去的路，這一定是「嚓」的去殺頭。他惘惘的向左右看，全跟着馬蟻似的人，而在無意中，卻在路旁的人叢中發見了一個吳媽。很久違，伊原來在城裡做工了。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沒志氣：竟沒有唱幾句戲。他的思想彷彿旋風似的在腦裡一迴旋：《小孤孀上墳》欠堂皇，《龍虎鬥》裡的「悔不該……」也太乏，還是「手執鋼鞭將你打」罷。他同時想將手一揚，才記得這兩手原來都捆着，於是「手執鋼鞭」也不唱了。
「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阿Q在百忙中，「無師自通」的說出半句從來不說的話。
「好！！！」從人叢裡，便發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聲音來。
車子不住的前行，阿Q在喝采聲中，輪轉眼睛去看吳媽，似乎伊一向並沒有見他，卻只是出神的看著兵們背上的洋炮。
阿Q於是再看那些喝采的人們。
這剎那中，他的思想又彷彿旋風似的在腦裡一迴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腳下遇見一隻餓狼，永是不近不遠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時嚇得几乎要死，幸而手裡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這壯了膽，支持到未莊；可是永遠記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閃閃的像兩顆鬼火，似乎遠遠的來穿透了他的皮肉。而這回他又看見從來沒有見過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鈍又鋒利，不但已經咀嚼了他的話，並且還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東西，永是不遠不近的跟他走。
這些眼睛們似乎連成一氣，已經在那裡咬他的靈魂。
「救命，……」
然而阿Q沒有說。他早就兩眼發黑，耳朵裡嗡的一聲，覺得全身彷彿微塵似的迸散了。
至于當時的影響，最大的倒反在舉人老爺，因為終於沒有追臓，他全家都號了。其次是趙府，非特秀才因為上城去報官，被不好的革命黨剪了辮子，而且又破費了二十千的賞錢，所以全家也號了。從這一天以來，他們便漸漸的都發生了遺老的氣味。
至于輿論，在未莊是無異議，自然都說阿Q壞，被槍斃便是他的壞的證據：不壞又何至于被槍斃呢？而城裡的輿論卻不佳，他們多半不滿足，以為槍斃並無殺頭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樣的一個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麼久的街，竟沒有唱一句戲：他們白跟一趟了。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
第三部分：阿Q正傳 解讀
《阿Q正傳》就是在更大的規模、更深遠的意義上，來揭露「國民性」的痼疾的。就經濟地位而言，阿Q是個勞動人民，然而在阿Q身上，除了勞動人民的一些品質而外，還有不少的封建階級的思想意識，而這些思想意識恰恰又成為阿Q精神上的枷鎖和麻醉劑；但即使這樣，當中國發生了革命時，阿Q便做了革命黨，然而又「不准革命」，終於被搖身一變的假革命的新貴們拿去作為「示眾」的材料。這就不但是阿Q個人的悲劇，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劇。有人以為阿Q終於做了革命黨是不符合阿Q的性格的。
1926年，魯迅在《阿Q正傳的成因》裡，曾經這樣答覆：「據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Q的命運，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並不是兩個……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這最後幾句話，暗指着當時就要到來的
1927年的革命。魯迅對於那一次革命是並不樂觀的，甚至于悲觀。
阿Q這典型，如果只作為僱農來看，阿Q的故事，如果只作為反映辛亥革命的失敗來看，那就不能夠說明它的複雜性和深刻性。在舊社會中，所謂「阿Q相」是普遍存在的；從「袞袞諸公」到「正人君子」（偽善者），知識分子，市民，乃至勞動人民，都是或多或少地有幾分阿Q的「精神品質」。因為，所謂「阿Q相」者，其構成的因素不是別的，而正是階級社會的剝削制度所產生的等級觀念和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識，再加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媚外成性的統治階級的愚民政策。當《阿Q正傳》在報上連續刊登的時候，有些「正人君子」（偽善者）和高貴的紳士們，惴惴不安，都以為是罵到了自己。他們這惴惴不安實在是有理由的，因為在阿Q這面鏡子裡正照出了他們的嘴臉。認真說來，即今天的我們，怕也不敢完全肯定地說：“阿Q這面鏡子裡沒有自己的影子，即使只是淡淡的一個影子，也到底是影子呵！這是因為，社會制度雖然改變了，舊社會制度所產生的思想意識的殘餘，卻不能夠馬上在人們腦子裡消滅的。
毋庸諱言，《阿Q正傳》的畫面是相當陰暗的，而且魯迅所強調的國民性的痼疾，也不無偏頗之處，這就是忽視了人民品性上的優點。這雖然可以用「良藥苦口而利於病」來解釋，但也和魯迅當時對於歷史的認識有關係。魯迅曾經在另一篇文章中引用他的一個朋友的話而表示同情：歷史上中國人只有做穩了奴隷和求為奴隷而不得這樣兩個時代。這顯然對於中國歷史上人民作用，估計太低了。但說這樣的話時的魯迅，有的是憤激，是苦悶，而絶不是消沉。正如他在《野草》中所表現的內心思想一樣，儘管有矛盾，苦悶，而並不消沉。他還是堅決地戰鬥着，同時也不懈不怠地追求着真理。這正是魯迅之所以成其偉大。
——茅盾《魯迅——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