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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仍要增加他名單上的名字。他寫信給蘭茲請他在英國代找一個經紀人。在維也納的大彼裡立刻同他接洽,同意支付貝多芬所提出的費用並接受了樂譜。當大彼裡堅持要立刻出版的時候,貝多芬想起了他的眾多的「皇家定戶」。
他說曲譜原作一定要立即退回。大彼裡威脅說要控告他,但卻沒有這樣做。
過了半年,到
1824年
3月
10日,貝多芬才寫了兩封信給出版商,每一首「新穎而偉大的彌撒曲」要
1000弗洛林,而另一首「雄偉的交響曲」則為
600弗洛林。這兩個出版商,是梅耶尼斯的兒子司各特和萊比錫的柏洛布斯特。他們立刻接受了他的條件,並且收到了《彌撒祭曲》、《第九交響曲》、《降E大調五重奏》
作品第4號和另一些小作品。
他在
1825年才出版了《彌撒祭曲》。
平心而論,貝多芬從來不知道世界上的交易原則,但他在這方面卻又任性而行,且決不是一個有計劃的藝術家或是聚財的能手。人們也就能理解為什麼辛姆洛克願意支付貝多芬所提出的高稿酬,而貝多芬又總是破壞自己的諾言;再不然的話,人們就可以這樣說,貝多芬是為了圖虛名,讓一個又一個出版商跟在自己的後面,想從他那裡得到這首聞名已久的《彌撒祭曲》。
貝多芬在
1822年夏季寫信給弟弟時這麼說過:「他們為了能出我的樂譜而爭奪着。」拖延時間已成了慣用的手法,無論對哪個經紀人都不例外。他對出版商們的要求都表示應允,從不說「不行」或「不大可能」之類的話,這麼虛晃一槍的答覆在他而言,實際上已成了習慣。
貝多芬所做的這類不合時宜的事情,若被出版商們集中起來,並加以起訴的話,那他一定會受不了。
沙利文先生寫道:「貝多芬的道德是高尚的,但當然並不是說他在生意道德上亦是如此。反之,他的這類道德往往是變幻不定的、不協調的。他所創作的《彌撒祭曲》不是胡作非為的人所能出版的。但他情願和你作着激烈的辯論而不願輕易地搖一下頭。
只有瞭解了他的這種怪癖,人們才能理解他為什麼會那樣做了。」
若更為仔細地觀察貝多芬的行動,也就更能瞭解他的個性。他有着奇怪而曲折的理解力和特殊的生活道路,他的性格是從幼年時就已養成的。有人記得還在年幼時,貝多芬就是一個敏感的孩子,喜歡與世界相敵對,有時非常的傲慢,或突然地大發其怒,卻不去辨明到底是敵人還是朋友。現在他成了聾子,「孤獨」將他放置於幻想的生命中,而幻境變成了現實和猜疑。
他所傳染到的曲意奉承的習慣使他具有了好嘲弄之癖。在朋友之間,他不時地輕視他們,對他們不信任已成了習慣,很少有例外,誰要同他商量《彌撒祭曲》的事,那簡直是在做夢。
貝多芬對很多事情似乎都已絶望,對音樂的永不衰竭的自信心除外。他在
1822年告訴蘭茲說:「只要我在倫敦,我就可以為交響音樂會作曲!」謝天謝地,貝多芬是能作曲的,但是對別的事情,他就不能勝任了。
貝多芬的心中,「彌撒曲」是為上帝而創作的樂曲,也是為世界服務的樂曲。讓有錢人來保證他的生活,他則可以自由自在地作曲,但這樣一個「理想化的時期」是不會有的,雖然他忠實的恩人曾經設想過、努力過,試圖把他帶入其中。為貝多芬所不能瞭解的是這個社會不能給他自由創作的條件。他的恩人和出版商也不見得比他的處境好一些,他們同樣遭到了不幸。
有時,貝多芬所信任的人,甚至他所愛慕的人也用困惑的眼光來看他,所以在他的信中時常講到他們的不正直。
第二十一章 《第九交響曲》與《彌撒祭曲》的輝煌貝多芬現在深居簡出,變得更為孤僻了。過路人會對他感到驚奇:一個男子,穿了一件長大而陳舊的綠色外衣,袋中插了一個耳喇叭和草稿簿,蓬亂的、銀灰色的頭髮在風中飄蕩着,行色匆匆地走過街道……他的大部
時間是花在寓所裡的,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之中,不願接見任何賓客。在天氣晴好的日子裡,他會獨自躲避到海真道夫或巴登去。
1823年秋,一個年輕的英國人邱理阿斯·貝奈蒂克特來到維也納,請求會見這位偉大的音樂家。他們在海斯林加音樂店會晤了,他的注意力完全被貝多芬的外貌所吸引住了。隨後,他作了如下翔實的描述:貝多芬是「一個矮小而強壯的人,紅色的臉,小而深陷的眼睛,濃厚的眉毛,穿了一件極長的外衣,几乎到了他的腳踝……雖然他氣色極佳的面頰和所穿的衣服極不協調,但那對細小而深陷的雙眼及豐富的表情卻不是任何一位油畫家所能畫出來的。」
邱理阿斯後來在巴登又遇見了貝多芬,又記下了他外貌的變化:「他的白髮躺到了他寬大的肩膀上,有什麼事情傷了他的心?他的雙眉緊緊地皺在一起,有時則任意地狂笑着,這對於在他旁邊的人有一種難以描述的痛苦。」
休貝特,一個不出名的音樂家,那時他只有
25歲,非常崇拜貝多芬。
休貝特送了幾首歌曲給貝多芬以作評判。休貝特非常怕羞,他要求會見一次貝多芬,雖然當時沒有話說,後來聽說貝多芬很愛好這幾首歌曲,便不由得大喜過望。
休貝特逐漸地知道了怎樣去見貝多芬,即需在他所常去的酒店和進食的時間去見他。在那裡,貝多芬滔滔不絶地大聲說話。日後,萊比錫的市民與貝多芬很投機,天南地北地談着一切,大家都說貝多芬和藹可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