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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魏之《勸進碑》、《受禪碑》、《祀孔子碑》，後魏魯耶太守《張君頌》、李仲璇《修孔子廟碑》等等，優劣互見。漢隷已失，況其後乎。”仲清稱善。
春航道：「蘭亭聚訟紛紛，即定武本亦有二刻。真偽已分，究何以辨？」道生道：“蘭亭刻於唐太宗貞觀年，先太宗為秦王時，得于僧辨才處。貞觀十年，始命湯普、馮承素、諸葛貞、趙模，各臨拓以賜近臣。當時褚遂良、歐陽詢各有臨本，人並崇尚。所謂定武本者，歐臨是也。唐絹本者，褚臨是也。彼時歐臨石刻在禁中，後石晉之亂，契丹輦石投于殺虎口，既為定武太守李景文所得，入于庫中。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刊一別本，以應求者。此定武有真贋二刻。其子薛道祖又摹之他石，潛易古刻，又剔損古刻湍、流、帶、左、右，五字為識。大觀中詔向其子嗣昌取龕宣和殿，後靖康之亂失去。
及明弘治間，得于天師庵中，置於太學，而歐本復顯。褚摹絹本，當時廣賜各郡學宮，如潁上石、長治縣石皆得之，後明代潁上井中夜放光如虹，縣令荀公異之，掘地得蘭亭，並門銅□，舍利數顆，即為荀令攜至家。至今不知流落何處矣。至于各家臨本，不可勝數，諸公自有法眼，無俟鄙人陳說也。”
春航又道：「人說漢之碑，宋之帖，可以只立千古，淳化、大 觀、絳帖、潭帖，此四帖可好？」道生道：“以鄙見論，以淳化為第一，次大觀，次絳帖，又次潭帖。然宋人常謂潭帖在閣帖之上，又謂淳化創始，兼以王著摹手不高，未及大觀之精美。
然淳化氣運樸厚，大觀光彩浮動，比之詩，則盛而漸晚矣。”
眾人盡皆拜服。
子玉問道：「先生方纔說唐詩中晚之分，小侄以唐詩自然推李、杜、韓三家，而王荊公定詩則稱杜、李，又選杜、韓、歐、李四家詩，則以李太白居四。元微之亦謂杜在李上，其優劣之意見于《工部墓誌》。以太白天才，竟有不滿人意處。韓昌黎則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何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乃自真心傾倒之意，究何所折衷？」道生道：“詩以性情所近，近李則好李，近杜則好杜，李、杜兼近則兼好矣。
元微之粗率之文，頽唐之句，于李豈能相近？自然尊杜而貶李。王荊公謂李只是一個家法，杜則能包羅眾體，殊不知李亦何嘗不包羅眾體，特以不屑為瑣語，人即疑其不能。大抵論太白之詩，皆喜其天才橫逸，有石破天驚之妙。
《蜀道》、《天姥》諸篇，摹擬甚多，而我獨愛其《烏棲曲》、《烏夜啼》等篇，如《烏棲曲》云：姑蘇台上烏棲時，吳王宮裡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西山欲銜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其《烏夜啼》云：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空房淚如雨。
其高才逸氣，與陳拾遺同聲合調。且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故律詩殊少。常言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
以鄙見論之，李詩可以紹古，而杜詩可以開今，其中少有分辨，故非拘于聲調俳優者之所可擬議也。昌黎古詩，直追雅頌，有西京之遺風，其五七古尤好異鬥奇，怪誕百出，能傳李、杜所未傳。讀《南山》等篇，而《三都》、《兩京》不能專美于前。
人既無其博奧，又無其才力，盡見滿紙黝黑，嶄嶄□□，所以目為文體，至有韻之文不可讀之說。
此何異聽《鈞天》之樂，而謂其音節未諧。特其五七言絶句及近體詩非其所好，只備詩中一格，原不欲後人學詩，僅學其五七言絶句小詩也。”此一番議論，議論得個個首肯，寶珠、蕙芳等亦頗能領會。
子玉道：「詩之妙論，既聞命矣。韻有通轉之分，且處魏晉而始，如李登之《詩韻》，呂靜之《集韻》，齊周□作《四聲切韻》，梁沈約撰《四聲》一卷，而韻譜成。隋陸法言、劉臻等，本沈約之旨又為《廣韻》，唐郭知玄又為《切韻》，孫□又為《唐韻》，丁度、宋祁為《集韻》。景雲已後，又有《禮部韻》，王宗道之《切韻》，吳棫之《韻補》，元陰時夫之《韻府群玉》，其合韻、分韻，究以何韻為是？」道生道：“韻學之辨，諸家通轉各有依據。沈約以越音而定八方之音，豈能盡合？而同一字也，而舌與齒為一音，齒與舌又為一音。即如五方土音，甚難吻合，所以支元之韻最雜，正不知何方人才能念出一韻來。昔分在韻為二百六部，自淳中，平水劉淵始併為一百七部。
《廣韻》計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集韻》計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字，《禮部韻》止收九千五百九十字，毛晃增韻，較《禮部韻》增二千六百五十五字，劉平水之《禮部韻略》又增出四百六十三字，而古書盡變。說者謂韻之失不在二百六部之分，而在一百七部之合，陰時夫又較《禮部韻》、毛晃、劉 平水韻，刊落三千一百餘字，有去古雅而入訛俗者。又黃公紹之《韻會》分並依毛、劉韻而箋注頗博，增添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不為無補。第其次序泥于七音三十六母，又為後人所議。今之韻即沈約之韻，但古韻之通，似較今韻為是。章黼之《韻學整合》校定四聲，而古韻之通轉亦可類推。請以《雅》、《頌》、《離騷》古歌詩核之，古今通轉之異可想見矣。”子玉避席而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