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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房地產概歸董事會管理，並且明文規定相信任何宗教的教士要對費城人民說教時，都可以使用該堂，因為該堂的修建原不是為了某一教派的方便，而是為了全體人民。所以即使君士坦丁堡的伊斯蘭教徒要派一個傳教士來向我們宣揚伊斯蘭教，他也可以找到一個講壇，聽候他的使用。
胡飛特先生在離開我們以後，他沿路佈道經過各殖民地直到喬治亞。喬治亞的殖民剛開始不久，但是移居到那裡去的不是習慣于苦幹的刻苦耐勞的莊稼漢，唯一適宜于墾殖的人，而是一些破產的商人和他們的家屬和其他破產的債務人，其中有許多人好吃懶做，才從監獄中釋放出來；這些人住在森林裡以後，因為不能勝任開墾砍伐工作，不能忍受一個新開墾地區的艱苦生活，大批地死亡了，留下了一大群孤苦無依的兒童。看到了這種悲慘的情況以後，胡飛特先生的仁心大受感動，就想要在那裡開辦一個孤兒院來撫養和教育這些孩子。在回到北方的歸途中，他宣傳推薦這一慈善事業，募集了大量的捐款，因為他的口才具有一種奇妙的力量，能使聽眾心悅誠服地慷慨解囊。
我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我並不反對這一計劃，但是因為喬治亞在那時缺乏建築材料和工人，有人提議花很多錢把材料和工人從費城運去，我就想假如把孤兒院建築在這裡，把小孩子接了來，不是更好嗎•我向他提出這個建議，但是他堅持他原先的計劃，不聽我的勸告，因此我就拒絶捐款。不久以後我偶然有一次聽他講道，當時我看出他打算在講道結束時收一次捐，我就暗地裡下了個決心一個小錢也不給，這時我口袋中有少量的銅幣，三四塊銀元，和五塊金幣。當他講的時候，我開始軟化了，我決定把銅幣給他。接着他的三寸不爛之舌又使我感到慚愧，覺得銅幣太少了，我就決心把銀幣給他，但是當他結束時他講得如此動人，我把口袋裏的錢如數倒入捐盤中，包括金幣和其他一切。
同時聽道的還有我們密社的一個社員，他也像我一樣不讚成在喬治亞修建孤兒院，他猜想也許要收捐，所以為了預防起見，他從家裡出來之前把口袋裏的錢全倒出了。但在講道快結束時，他十分想捐點錢，他就請站在他附近的一個鄰居借錢給他去獻捐。但是不幸的是他的鄰居也許是當時聽眾中唯一有堅強毅力不受傳教士影響的人。他的回答是：「在任何其他時候，霍布金遜兄，您要借多少，我就借給你。
但是現在不行，因為您好像神經錯亂了。」
某些胡飛特先生的敵人故意宣稱他會把這些捐款作為他自己的報酬，但是我跟他很熟(他常叫我替他印刷講道文、日記等)，我向來絲毫也不懷疑他的誠實廉潔，直到今天我堅決相信他在各種行動中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誠實人。我想我替他作證特別應當受人的重視，因為我們不屬於同一的教派。的確，他曾經為我的改信而祈禱過，但是他從來沒有理由相信他的禱告已蒙垂聽因而感到快慰。我們的關係僅僅是一種世俗的友誼關係，雙方都誠懇相處，這種友誼一直持續到他死為止。
第33節我最初建立的消防組織
下面的事實多少說明我們之間的交情。有一次他從英國到了波士頓，他寫信給我說他不久要到費城來，但是不知道在逗留費城期間他可以在什麼地方住宿，因為他聽說從前招待他住宿的老朋友貝內舍先生已經搬到日耳曼鎮去了。我回答他說：「你知道我住的地方。假如你不嫌簡陋的話，我們非常歡迎你來住。
」他回答說假如你是看基督的面上願意竭誠招待我，上帝一定會祝福酬勞你。我回答他說：「不要把我弄錯了。我不是看基督的面上，是看你的面上。」我們的一個熟人開玩笑說，因為我知道聖徒們有一習慣，當他們受了人們款待的時候，總是把人情記在天上，不願意說他們自己領了情，而我呢，卻偏把它記在地上了。
上次我在倫敦遇見胡飛特先生時，他跟我談起孤兒院房屋的問題，他說他打算把這些建築用來開辦一所大學。
他講話時聲音洪亮清晰，每字每句的發音十分清晰，人們站在老遠的地方也可以聽得清楚他的話，特別是因為他的聽眾，不管人多麼多，總是鴉雀無聲地靜聽。有一天晚上他站在法院台階上面說教，法院位於市場街中段和第二街西段(這兩條街是成直角的)。這兩條街上站滿了人，直到相當遠的地方。我站在市場街最後的地方，我想知道他的聲音究竟可以聽得多遠，我一直向河邊後退，我發現他的聲音一直到離前街不遠的地方還可以聽得清楚，當我跑到前街時，街上的閙聲才把它掩蓋住了。
當時我就想：假如以我的距離作一半圓形，當中站滿了聽眾，假定每人占地兩平方英呎，我算出三萬以上的人都可以聽到他的講話。這時我才相信報紙的記載說他曾經在曠野裡跟兩萬五千人講道。在古代歷史中記載着將軍們向全軍作大聲疾呼的演說，過去我有時候懷疑，這時候我也相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