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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個州長玩這種卑鄙的把戲，那樣下流地欺騙一個可憐無知的孩子，我們又將如何理解呢!原來這是他的一個已經形成了的習慣，他想討好大家，但又沒有東西可以給人，所以他就給人希望。除此以外，他倒是一個聰明、懂事的人，文章寫得不壞，對老百姓來說他是一個好州長，雖然對他的選民有產階級來講，他並不如此，因為他們的指令他有時候置之不理。我們有一些最好的立法是他規劃的，並且是在他任期內通過的。
我和雷夫是不可分離的伴侶。我們一同寄宿在小不列顛，每週租金三先令六便士——這是我們當時所能支出的最高租金。雷夫找到了一些親戚，但是他們很窮，無力協助他。這時他告訴我他想留在倫敦的意圖，他說他一開頭就沒有回到費城去的意思。
他沒有帶來錢財，他所能籌措的款項全部都用在船票上了。我身邊有十五塊西班牙幣，所以，在他尋找工作的時候，有時他偶爾向我借一點去維持生活。他起初力圖進入戲院，相信他自己適宜于充當演員。他向威爾克申請劇場工作，威爾克坦率地勸他別再在這種工作上轉念頭，因為他不可能在這方面有所成就。
接着他向聖父街的一個出版商羅伯茨提議替他編一份像《旁觀者報》一樣的周報，他提出了一定的條件，但是羅伯茨不讚同這些條件。以後他就設法尋找作家助手的工作，替出版商或是法學院的律師們抄寫，但是這方面他也找不到空缺。
我立即在帕麥的印刷鋪裡找到了工作。這是當時開設在巴士羅米巷的一家著名的印刷所，在這裡我繼續工作了近一年的時間。我工作相當勤勉，但是我把我工資的很大一部分花在與雷夫同去劇場和其他娛樂場所。我們一起把我的十五塊錢都用完了，現在我們僅僅能夠勉強餬口。
他好像完全忘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而我也逐漸地忘了我跟李得小姐的約言。我只寫給她過一封信，在那封信裡我告訴她我大概一時不會回來。這是我一生中另一重大錯誤，假如我要重演一生，我願意糾正這一錯誤。事實上，由於我們的開支，我一直沒有錢支付我的旅費。
在帕麥的印刷所裡，我被指定替胡拉斯頓的《自然的宗教》的第二版排字。因為他的理論有些地方在我看來沒有充分的根據，所以我寫了一篇短短的哲學論文批評這些理論。論文的題目是《論自由和必然，快樂與痛苦》。我把這篇論文獻給我的朋友雷夫。
我印刷了一些。這使得帕麥對我較為重視，以為我是一個有些聰明才能的年輕人，雖然對於這本小冊子所包含的那些理論，他嚴肅地告誡我，他認為是十分討厭的。印行這一小冊子又是我的一個錯誤。當我住在小不列顛時，我結交了一個書商，叫做威爾考克，他的書鋪就在我住處的隔壁。
他擁有大量的舊書。當時流通圖書館還不存在，所以我們達成了協議，我出一筆合理的費用，數目我現在已經記不清了，我可以借閲他的任何書籍。我把這看作是莫大的便利，因此我就儘量地利用它。
我的小冊子不知通過某種方式被一個叫做賴英斯的外科醫生看到了，他是一本叫做《人類判斷的不謬性》的作者，因此我們就相識了。他很重視我，常常來看我，同我討論這類問題，帶我到一家在契潑賽的一條某某巷裡叫做荷恩斯的淡啤酒店裡去，把我介紹給《蜜蜂的童話》的作者曼得維博士，他在那家酒店裡成立了一個俱樂部，因為他是一個十分幽默風趣的夥伴，所以他成了這個俱樂部的靈魂。賴英斯也替我介紹了在巴脫生咖啡館的賓柏頓博士。賓柏頓答應早晚替我找一個機會見見愛瑟·牛頓爵士。
我是極想有這樣的一個機緣的，但是這件事從未實現。
我從美洲帶來了幾件珍品，其中最主要的是一個用石棉製成的荷包，這個荷包要用火來洗滌。漢斯·司隆爵士聽到了這件事，就來看我，邀請我到他在潑魯姆斯保利廣場的府上去，在那裡他給我看了他所蒐集的全部珍品，並勸我把荷包出讓給他，使他能把它收入他的珍藏。為此，他慷慨地付給我一筆很高的代價。
有一個年輕的女帽商人住在我們的寄宿舍裡，我想她在修道院街有一家鋪子，她受過貴族式的教育，通情達理，舉止活潑，談吐很風趣。在晚間雷夫讀劇本給她聽，他們逐漸地親昵起來了。她搬到另外的一個寄宿舍去，雷夫也隨她同去。他們同居了一些時候，但是由於他仍然失業，而她的收入又不足維持他倆和她孩子的生活，所以他就決心離開倫敦去試做鄉村教師。
他認為他自己很有資格做教師，因為他的字跡清秀而又擅長算術和簿記。但是他認為這是一種跟他不相稱的下賤職業，他深信他在將來會飛黃騰達，到了那時候他會不願意人家知道他過去曾經幹過這樣卑微的工作，所以他改換他的姓氏。為了表示對我尊敬起見，他冒稱我的姓。因為不久我接到他的來信，告訴我他住在一個小村莊裡(我想是柏克夏)，在那裡他教十一二個男孩讀本和算術，每週薪金六便士，要我照顧T夫人，希望我寫信給他，上面寫明寄給那地方的教師富蘭克林先生。
第14節巴士羅米巷著名的印刷所
他繼續不斷地來信，寄來他當時正在寫的一首史詩的冗長的實例，要我批評和指正。這些我不時地都照辦了，但是我卻勸阻他繼續寫詩。那時候楊的一篇《諷刺詩》剛發表了，我抄寫了一大部分，寄給他，這首詩鮮明地指出那些毫無希望地追逐詩神的人的愚行，但是這一切努力都無用。詩稿不斷地在每封信裡寄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