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知道戴高樂將軍的名字，早在抗戰時期，在四川重慶。那時我在報館工作，天天接觸到國內外戰局的發展。祖國半壁河山，淪于敵手，前方節節敗退，後方物價飛漲，謡傳蜂起，人心浮動。只有西北、華北，人民抗戰的烽火遍地燃燒，越燒越旺，鼓舞全國人民打持久戰，爭取最後勝利。
在歐洲，希特拉侵佔波蘭，在積極準備後，突然發動西線戰事，以強大的機械化部隊，繞過馬其諾防線，突入法國。法國軍方昏庸無能，指揮失當，兵敗如山倒。巴黎的政府驚惶失措，屈膝求和，在維琪成立貝當政府。半個法國被納粹佔領，另外半個被壓得透不過氣來。
法國人民奮起反抗，其中突出的代表就是戴高樂。他當時不過是個陸軍部的副部長，毅然決然，挺身而出，高舉民族抗戰大旗，發動「自由法國」的抵抗運動。
這是戰火紛飛、風雨晦冥的日子啊！
車窗前，遠處是一座樹木蔥蘢的小山頭。翠綠之中，一個棕色的雙十字架高聳入雲，那是「自由法國」的徽號。戴高樂將軍之墓快到了。
司機沒有在小山腳下停車，而是繞向前去，直駛附近一個小村落，停在一座教堂前的小小空地上。教堂可能是上個世紀留下來的建築物，屋頂牆壁，飽經風雨，有一點敗落景象。一道半圓形的短垣，拱繞着教堂。教堂周圍是一個個小小的墓地，埋葬着本村的人。
墓，一個挨一個，稍稍隆起地面，是石頭砌的，上面豎著或者浮雕着一個十字架，墓碑上寫者死者的姓名。戴高樂將軍的墓在哪裡呢？我們捧着菊花，沿著墓叢中的小徑，緩步尋覓。
真使我驚獃了。戴高樂將軍的墓，就在小徑盡頭，也是以石頭砌的，高出地面不到半尺。墓呈長方形，中間有一道淺淺的分綫，分綫左側的石面上寫着：「安妮·戴高樂，
1928——
1948」。右側的石面上寫着：「夏爾·戴高樂，
1890——
1970」。
墓首有一個以同樣的石頭琢成的十字架。父女二人的遺體，在這教堂的墳場上，真正是隻占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在角落裡。墓前一個花瓶，插着雜色的花朵，大概是從本村中採擷來的。那白色稍帶灰色的墓石，是最普通的石頭，多半是用來鑲馬路邊的。
就在這小小墳場中，有好幾個墓是大理石砌的。比將軍父女之墓，講究多了。
我默默站在墓前，低頭看那樸素、簡單到感人肺腑的墓石，思潮澎湃，只覺得面前是一個新的境界：原來一個人的尊嚴、一個人的品德，是可以用這樣簡樸、平凡的安排來表達的！說驚獃了，是由於我對戴高樂將軍安葬的情況略有所知。他在
1970年
11月
9日溘然長逝。噩耗傳出，全法國一片悲聲。將軍生前遺言葬在他女兒身邊。
女兒生來有病，
20歲夭折，作為父親，是十分痛心的。將軍的葬禮儉樸，不吹號，也沒有樂隊奏哀樂，教堂舉行彌撒時，沒有講話。將軍的棺木，由一輛戰車運到教堂前，是本村青年抬往墓穴的。棺木是
350法郎
當時約合63美元買的。
……我真沒有想到，將軍之薄葬，到了如此地步。但是，法國人民深深銘記着將軍對法蘭西民族的豐功偉績。就在科龍貝——雙教堂舉行葬禮的同時，巴黎
50多萬群眾冒着秋雨，自發湧上街頭，在雄壯的《馬賽曲》樂聲中，邁着沉重的步伐，彙集到愛麗舍田園大街近旁的凱旋門廣場，表示深切的哀悼。
教堂周圍是幾十戶人家的村落，古樹舊屋，沒有任何修飾。這地方，離開最近的火車站有十多公里，也沒有直達這裡的公共汽車。誰要來，只能開車。就在我們徘徊沉思的時候，一批又一批的法國人來到墓前，默默注視着墓石，沒有人談笑，說話聲音都低低的，生怕驚動了父女的安眠。
這時還開來了兩輛大旅遊車，那顯然是外國的遊客。他們走路，腳步也特別輕。
離開墓地，我們駛往小山之麓，登上山頂。那雙十字架，立在一片草坪上，由許多石塊壘成，護以鋼筋，有十多層樓高，拔地而起，直指青天，昂然獨立，睥睨四野。周圍林木森森，縱目遠眺，田野和森林，交織着伸向天際。這當然是為紀念戴高樂將軍而立的，然而代表了國家的尊嚴，民族的光榮。
戴高樂將軍是第五共和國的創始人。他為法國政治帶來了穩定。政治上的穩定導致了經濟上的發展。他排除萬難，結束了對阿爾及利亞的戰爭。
他本人的政治生活是波濤起伏的，最後一次參加公民投票後，就不當總統了，退居科龍貝—雙教堂。政府按規定對退職總統提供的費用，他分文不要；政府給他的宅邸，他拒絶遷居；他靠自己的稿費度日，還為了紀念夭折的女兒，把自己大部分的錢捐做兒童保健基金。他逝世後，戴高樂夫人住進天主教基金會辦的養老院，不要政府津貼，不要兒女供養
除早亡的女兒外，戴高樂夫婦還有一子一女，不與外界往來。她已
79歲高齡。
當我們離開巴黎時，她因病入醫院，旋即去世。
「每當歷史最惡劣的時候，我的義務就是把法國的責任擔當起來。」這是戴高樂將軍的名言。他的一生，實踐了自己的諾言。然而他還是一個能上能下的人，一個嚴格按照國家憲法辦事的人，一個不要特權的人，一個要把自己放在和人民平等地位的人。
作為一個資產階級的傑出政治家、法蘭西民族的偉大戰士，他來得光明，去得清白，豐功偉績，皎皎晚節，永遠是法國的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