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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輩的能唱，小一輩的能唱，男的能唱，女的能唱；唱秦腔成了做人最體面的事，任何一下鄉下男女，只有唱秦腔，才有出人頭地的可能，大凡有出息的，是個人才的，哪一個何曾未登過台，起碼不能吼一陣亂彈呢！農民是世上最勞苦的人，尤其是在這塊平原上，生時落草在黃土炕上，死了被埋在黃土堆下；秦腔是他們大苦中的大樂，當老牛木犁疙瘩繩，在田野已經累得筋疲力盡，立在犁溝裡大喊大叫來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關關節節的睏乏便一盡兒滌蕩淨了。秦腔與他們，要和「西鳳」白酒，長綫辣子，大葉捲煙，牛肉泡饃一樣成為生命的五大要素。若與那些年長的農民聊起來，他們想象的偉大的共產主義生活，首先便是這五大要素。他們有的是吃不完的糧食，他們缺的是高超的藝術享受，他們教育自己的子女，不會是那些文豪們講的，幼年不是祖母講着動人的迷麗的童話，而是一字一板傳授着秦腔。
他們大都不識字，但卻出奇地能一本一本整套背誦齣劇本，雖然那常常是之乎者也的字眼從那一圈鬍子的嘴裡吐出來十分彆扭。有了秦腔，生活便有了樂趣，高興了，唱「快板」，高興得像被烈性炸葯爆炸了一樣，要把整個身心粉碎在天空！痛苦了，唱「慢板」，揪心裂腸的唱腔卻表現了多麼有情有味的美來，美給了別人的享受，美也熨平了自己心中愁苦的皺紋。當他們在收穫時節的土場上，在月在中天的莊院裡大吼大叫唱起來的時候，那種難以想象的狂喜，激動，雄壯，與那些獻身于詩歌的文人，與那些有吃有穿卻總感空虛的都市人相比，常說的什麼偉大的永恆的愛情是多麼渺小、有限和虛弱啊！我曾經在西府走動了兩個秋冬，所到之處，村村都有戲班，人人都會清唱。在黎明或者黃昏的時分，一個人獨獨地到田野裡去，遠遠看著天幕下一個一個山包一樣隆起的十三個朝代帝王的陵墓，細細辨認着田埂土，荒草中那一截一截漢唐時期石碑上的殘字，高高的土屋上的窗口裡就飄出一陣冗長的二胡聲，幾聲雄壯的秦腔叫板，我就痴獃了，猛然發現了自己心胸中一股強硬的氣魄隨同着胳膊上的肌肉疙瘩一起產生了。
每到農閒的夜裡，村裡就常聽到幾聲鑼響：戲班排演開始了。演員們都集合起來，到那古寺廟裡去。吹，拉，彈，奏，翻，打，念，唱，提袍甩袖，吹鬍瞪眼，古寺廟成了古今真樂府，天地大梨園。導演是老一輩演員，享有絶對權威，演員是一定幾口，夫妻同台，父子同台，公公兒媳也同台。
按秦川的風俗：父和子不能不有其序，爺和孫卻可以無道，弟與哥嫂可以嬉閙無常，兄與弟媳則無正事不能多言。但是，一到台上，秦腔面前人人平等，兄可以拜弟媳為帥為將，子可以將老父繩綁索捆。寺廟裡有窗無扇，屋樑上蛛絲結網，夏天蚊蟲飛來，成團成團在頭上旋轉，薰蚊草就牆角燃起，一聲唱腔一聲咳嗽。冬天裡四面透風，柳木疙瘩火當中架起，一出場一臉正經，一下場湊近火堆，熱了前懷，涼了後背。
排演到什麼時候，什麼時候都有觀眾，有抱著二尺長的煙袋的老者，有凳子高、桌子高趴滿窗檯的孩子。廟裡一個跟頭未翻起，窗外就哇地一聲叫倒好，演員出來罵一聲：誰說不好的滾蛋！他們抓住窗檯死不滾去，倒要連聲討好：翻得好！翻得好！更有慇勤的，跑回來偷拿了紅薯、土豆、在火堆裡煨熟給演員作夜餐，賺得進屋裡有一個安全位置。
排演到三更鷄叫，月兒偏西，演員們散了，孩子們還圍了火堆彎腰踢腿，學那一招一式。
一齣戲排成了，一人傳出，全村振奮，扳着指頭盼那上演日期。一年十二個月，正月元宵日，二月龍抬頭，三月三，四月四，五月五日過端午，六月六日曬絲綢，七月過半，八月中秋，九月初九，十月一日，再是那臘月五豆，臘八，二十三……月月有節，三月一會，那戲必是上演的。戲台是全村人的共同的事業，寧肯少吃少穿也要籌資集款，買上好的木石，請高強的工匠來修築。村子富不富，就比這戲台闊不闊。
一演出，半下午人就找凳子去占地位了，未等戲開，台下坐的、站的人頭攢擁，台兩邊階上立的臥的是一群頑童。那鑼鼓就叮叮咣咣地閙台，似乎整個世界要天翻地覆了。各類小吃趁機擺開，一個食攤上一盞馬燈，花生，瓜子，糖果，煙捲，油茶，麻花，燒鷄，煎餅，長一聲短一聲叫賣不絶。鑼鼓還在一聲兒敲打，大幕只是不拉，演員偶爾從幕邊往下望望，下邊就喊：開演呀，場子都滿了！幕布放下，只說就要出場了，卻又叮叮咣咣不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