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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辦完了所有的公務，回到家裡已經是夜裡了，又累又餓，總碰到拉里莎·費奧多羅夫娜忙得不可開交，不是在爐灶前便是在洗衣盆前。她家常打扮，頭髮亂蓬蓬，袖口捲起來，下襬掖在腰裡，她身上那股使人屏住呼吸的強健的魅力几乎嚇壞了他，即使他突然看見她要去參加舞會，穿著使身材變高了的高跟鞋、大開領的連衣裙和引起轟動的寬裙子，他也不會如此着迷。
她做飯或者洗衣服，然後用洗過衣服的肥皂水擦地板。或者平心靜氣，不急不躁地縫補自己的、他的和卡堅卡的內衣。或者，做完飯、洗過衣服和打掃完房間之後，教卡堅卡讀書認字。或者專心閲讀教材，進行自身的政治再教育，以便重新回到新改造過的學校當教師。
這個女人和小姑娘對他越親近，他越不敢把她們當成一家人，他對親人的責任感和他的不忠實所帶來的痛苦對他的思想也禁菸得越嚴厲。在他這種剋制中沒有任何侮辱拉拉和卡堅卡的成分。相反，這種非家庭的感情方式包含着全部的敬意，排除了放肆和押呢。
但這種雙重人格永遠折磨他，傷他的心，不過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已經習慣了這種雙重人格，就像他能夠習慣尚未長好並經常裂開的傷口一樣。
這樣過了兩三個月。十月的一天，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對拉里莎·費奧多羅夫娜說：“你知道嗎，看來我好像該辭職了。老一套又來了。開始的時候好得不得了。『我們永遠歡迎誠實的勞動，特別歡迎新觀點』等等。怎麼能木歡迎呢。歡迎歡迎。工作呀，奮鬥呀，尋求呀！“實際上，原來他們所指的新觀點無非是他們的假象，頌揚革命和當局那套陳詞濫調。這太乏味了，令人厭惡。我不擅長幹這種事。
「也許真是他們對。我當然不同他們站在一起。但我很難容忍這種看法：他們是英雄，是光明磊落的人，而我是渺小的人，擁護黑暗和奴役的人。你聽說過尼古拉·韋傑尼亞平這個名字嗎？」
「當然聽說過。認識你之前就聽說過，後來你還經常提起他。西拉菲瑪·通采娃也時常提到他。她是他的追隨者。但他的書，說來慚愧，我沒讀過。我不喜歡純哲學著作。照我看，哲學不過是對藝術和生活加上的少量佐料而已。專攻它就像光吃姜一樣古怪。算了，對不起，我用蠢話岔開了你的話。」
“不，恰恰相反。我同意你的觀點。這同我的思維方式非常接近。好啦，再說我舅舅吧。也許我真受到了他的影響的毒害。可他們異口同聲喊道：天才的診斷醫師，天才的診斷醫師。不錯，我很少誤診。可這正是他們所仇視的直覺力，彷彿這是我的罪過，一下子便能獲得完整的認識。
“我對保護色的問題入了迷，也就是一種機體外表適應環境顏色的能力。在對顏色的適應中隱藏着從內向外的奇妙過渡。
「我在講義中大膽地觸及了這個問題。立刻有人喊道：『唯心主義，神秘論。歌德的自然哲學，新謝林主義。』“該離開了。我自己請求辭掉州衛生局和速成班的職務，但還儘量留在醫院裡，直到他們把我趕走。我不想嚇唬你，但我有時有一種感覺，不是今天便是明天，他們就會把我抓起來。」
“上帝保佑，尤羅奇卡。幸好到這一步還遠着呢。但你說得對。謹慎些總不是壞事。就我所見到的，這種年輕政權的每一次確立都要經歷幾個階段。開始時是理智的勝利，批判的精神，同偏見進行鬥爭。
“以後進入第二個階段。『混入革命分子』的黑暗勢力佔據上風。懷疑、告密、陰謀和仇恨增長。你說得對，我們正處在第二階段的開端。
“眼前就有個例子。兩名工人出身的老政治犯季韋爾辛和安季波夫從霍達斯克調到這兒的革命法庭委員會裡來。
「他們兩人都非常瞭解我，其中的一個是我丈夫的父親，我的公公。但他們一調來，不久前，我就開始為自己和卡堅卡的生命擔憂了。他們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安季波夫向來不喜歡我。說不定有一天他們會為了最崇高的革命正義而把我同帕沙一塊消滅掉。」
這次談話很快就有了下文。這時，小布揚諾夫卡四十八號、門診所旁邊的格列格利亞多娃寡婦家夜間被搜查了。在寡婦家裡搜出了武器庫，揭發出一個反革命組織。城裡很多人被捕了，搜捕仍在繼續。人們交頭接耳說，一部分被懷疑的人已經逃到河對岸去了。還有人發表了這樣的議論：「可這能幫他們多大的忙？河跟河不一樣。想必河多得很。海蘭泡邊上的黑龍江就是一條河，岸這邊是蘇維埃政權，岸那邊是中國。跳進河裡游過去，再見啦，一去無音信。那才算是河呢。這是另一碼事兒。」
「氣氛一天比一天緊張，」拉拉說，「咱們的安全時期過去了。我們，你和我，必然遭到逮捕。那時卡堅卡怎麼辦？我是母親。我應當防止不幸發生，想出個辦法來。對這一點我必須做好打算。一想到這兒，我便失去理智。」
「讓咱們一塊兒想想辦法，能想出什麼解救辦法。我們是否有力量防止這次打擊？這是命中注定的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