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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他在西伯利亞，而且您說得對，對他的責難也傳到我的耳朵裡了，聽了簡直叫我寒心。現在，他在西伯利亞我們最向前挺進的一塊陣地上，把可憐的加利烏林——同～個院子裡的朋友，以後同一條戰線上的夥伴——打得一敗塗地。他的名字以及我們的夫妻關係對加利烏林並非秘密，但他出於無法估量的委婉從未讓我感覺到這一點，雖然一提起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氣得渾身發抖。不錯，這麼說他現在在西伯利亞。
“而他在這裡的時候（他在這裡駐紮了很久，住在鐵路線上的車廂裡，您在那兒見過他），我一直渴望什麼時候能夠意外地與他相遇。有時他到司令部去，司令部就設在科木奇的軍事指揮部（立憲會議的軍隊）。簡直是命運奇怪的嘲弄。司令部入口處的廂房，正是先前我有事求見加利烏林時他接見我的地方。比如，有一次土官學校閙事，土官生埋伏起來，向他們不喜歡的教官開槍，藉口他們擁護布爾什維主義。還有迫害和屠殺猶太人的時候。每次去的都正是時候。如果我們是城市居民並且是腦力勞動者，那麼，猶太人便占我們朋友人數的一半。在屠猶的日子裡，當這些可怕而卑鄙的行為開始的時候，除去氣憤、羞愧和憐憫外，還有一種感覺始終追逐着我們，那就是難堪的騎牆感覺，彷彿我們的同情有一半是裝出來的，有一種不真誠的不快之感。
“一度把人類從偶像崇拜中解放出來而現在又大批獻身于把他們從社會惡行中解放出來的人，竟不能從自己本身，從忠於過時的、失去意義的、古老的信仰中解脫出來，不能超越自己的思想意識，完全融合在其他人之中，而那些人的宗教基礎原是他們所建立的，那些人本應同他們非常親近，如果他們更好地理解那些人的話。
「大概迫害是產生這種無益的、甚至是致命的態度的原因，是產生這種只能帶來災難的羞怯的、充滿自我犧牲精神的孤立狀態的原因，但這其中還有內在的衰頽，多少世紀所形成的歷史性的疲倦。我不喜歡他們那種嘲諷式的自我鼓吹，平庸的概念，羞怯的想像力。這令人氣惱，就像老年人談舊事和病人談病一樣，您同意我的看法嗎？」
「這些問題我沒想過。我有位姓戈爾東的同學，他也有這種看法。」
“因此我到這裡來守候帕沙，希望在他進出的時候碰見他。廂房曾是總督的辦公室，現在門上掛着牌子：『控訴處』。您也許看見了？這是城裡最美麗的地方。門前的廣場是用條石鋪成的。穿過廣場便是市立公園。裡面長着繡球花、楓樹和山植。我停在行人道上，在求見的人群裡等着見他。當然，我沒去敲接待室的門，說我是他妻子。我們不姓一個姓呀！況且良心又有什麼用呢。他們有完全不同的規則。比如，他的生身父親，帕維爾·費拉蓬特維奇·安季波夫，工人出身，當過政治流浪犯，就在公路旁邊的一家法院裡工作。那就是他流放時住的地方。那兒還住着他的朋友李韋爾辛。都是革命法庭的成員。可您猜怎麼著？兒子並沒告訴父親自己是誰，父親也認為他這樣做完全應該，並不生氣。既然兒子隱瞞身份，那就意味着木應當問。他們是除石，而不是人。除了原則就是紀律。
“就算我終於能證明我是他妻子，那又有多大意義！妻子又管什麼用？這是什麼時代？世界無產階級，改造宇宙，這是另外一碼事兒，這點我懂。可像妻子那樣的兩條腿動物算什麼，呸，一隻最蹩腳的跳蚤或虱子。
“副官轉了一圈，詢問了許多人，放進了幾個人。我沒報告自己的姓名，回答問題時只說為了私事。可以想象，事情當然辦得糟極了——拒絶接見。副官聳了聳肩，懷疑地打量着我。因此我一次也沒見過他。
「您以為他厭惡我們，不愛我們了，把我們忘了。嗅，恰恰相反。我太瞭解他了！正因為他感情太豐富了，才想出這種辦法！他要把所有在戰爭中獲得的律冠放在我們腳下，因此不能空手回來，要以一個滿載榮譽的征服者的身份回來，要使我們永垂不朽，眼花繚亂！多像孩子呀！」
卡堅卡又進來了。拉里莎·費奧多羅夫娜抱住困惑的小女孩，抱起來轉圈，胳肢她，吻她，把她緊緊抱在自己懷裡。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從城裡騎馬回到瓦雷金諾。這些地方他經過不知多少次了。這條路他已經走熟，失去新鮮的感覺，不再注意它。
他走近林間小路的岔口，那兒從通往瓦雷金諾的直路分出一條通往薩克瑪河上瓦西里耶夫沃漁村的支路。在分岔口的地方矗立着這片地區的第三塊路標，路標上掛着出售農業機器的招牌。同往常一樣，醫生總是落日的時候抵達岔口。
自從他那次進城後，已經過了兩個多月。那天他住在拉里莎·費奧多羅夫娜那兒，可對家裡卻說他因事耽擱在城裡了，在桑傑維亞托夫的旅店裡住了一夜。他早已同安季波娃以「你」相稱了，管她叫拉拉，她管他叫日瓦戈。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欺騙了東尼娜，向她隱瞞了這件事，而且事情越來越嚴重，越來越不可原諒。這是從未有過的事。
他愛東尼娜愛到崇拜的地步。她心靈的平靜對他比世界上任何東西都重要。他比她的生身父親和她本人更竭力維護她的榮譽。為了維護她那受過刺激的尊嚴，他會親手撕碎觸犯她尊嚴的人。然而，他自己正是觸犯她尊嚴的那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