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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恰恰在這裡，拉里莎·費奧多羅夫娜，凡事總該有個限度。這段日子總該見成效了吧。但很清楚，混亂和變動是革命鼓動家們唯一憑藉的自發勢力。可以不給他們麵包吃，但得給他們世界規模的什麼東西。建設世界和過渡時期變成他們自身的目的。此外他們什麼也沒學會。您知道這些永無休止的準備為何徒勞無益？由於他們缺乏真正的才能，對要做的事事先並未做好準備。而生活本身、生活現象和生活的天賦絶對不是開玩笑的事！為什麼要讓杜撰出來的幼稚閙劇代替生活，讓契河夫筆下的逃學生主宰生活呢？夠了。現在該我問您了。我們是在你們城裡發生政變那天抵達的。交戰的那天您在城裡嗎？」
「懊，那還用問！當然在城裡。四處起火。我們自己差點被燒死。我對您說過了，房子震得很厲害。院子裡至今還有一顆沒爆炸的炮彈。搶劫，炮轟，什麼可怕的事都有，像歷次改變政權一樣。對那種時期我們已經司空見慣，成專家了。不是頭一次了。白軍佔領的時候都幹過什麼事呀！殺人，報私仇，勒索敲詐。對，我忘了告訴你一件重要的事。咱們的加利烏林，在捷克人那裡當上了大人物。總督之類的官。」
「我知道，聽說過了。您見過他嗎？」
「我們經常見面。多虧了他，我不知救過多少人！掩護過多少人！應當公正地對待他。他的表現無可指摘，像個騎士，同哥薩克大尉和警察那群卑鄙小人完全不一樣。但那時操縱局勢的正是這幫小人，而不是正派的人。加利烏林幫過我很多忙，真得謝謝他。您知道我們是老熟人。我還是小姑娘的時候經常到他長大的院子裡去玩。院子裡面住的是鐵路工人。我小時候就看清楚了什麼是貧困和勞動。因此，我對革命的態度跟您不一樣。它同我更接近。這裡有許多同我親近的東西。突然這個小男孩，掃院子人的兒子，當上了上校，甚至是白軍將軍。我是文職家庭出身，分不清軍銜。我的職務是歷史教師。是啊，就這麼回事兒，日瓦戈。我幫助過很多人。我常去看他。我們常提到您。我在所有的政府部門裡都有關係和保護人，也從各個方面招致不少痛苦和損失。只有蹩腳書裡的人才分為兩個陣營，互不來往。可在生活中，一切都交織在一起了。要想一生中只扮演一個角色，在社會中佔據一個位置，永遠只意味着同一個東西，需要成為一個多麼不可救藥的微不足道的角色呀！啊，原來你在這兒？」
一個枕着兩條小辮的八歲小女孩走進屋。兩隻距離很寬的細眼睛賦予她一種調皮的神態。她笑的時候眼睛微微抬起。她進門前已經知道媽媽有客人了，但跨過門檻時仍然認為有必要在臉上裝出驚訝的神情，行了個屈膝禮，毫無畏懼地盯着醫生，眼睛沒眨一下，只有很早就學會沉思並在孤寂中長大的孩子才會這樣看人呢。
「我的女兒卡堅卡。請多關照。」
「您在梅留澤耶沃給我看過她的照片。長大啦，都認不出來了！」
「原來你在家？我還以為你出去玩了。你進來我都不知道。」
「我從窟窿裡取鑰匙，可那兒有那麼大的一隻耗子。我叫起來，連忙跑開。我以為要嚇死了。」
卡堅卡說，可愛的小臉做出怪樣，瞪着兩隻調皮的小眼睛，小嘴撅着，就像一條從水裡撈出來的小魚。
「得啦，上自己屋裡去吧。我請叔叔留下來吃午飯。我從烤爐裡把粥取出來就叫你。」
「謝謝，可我不得不謝絶。由於我常進城，我們改在六點吃飯。我已習慣不遲到，可騎馬得三個小時，有時還得四個小時，因此我才這麼早來看您，對不起，我過一會兒就要走了。」
「再坐半小時吧。」
「好吧。」
「現在，既然您對我坦率，我也對您坦率，我要告訴您，您剛纔提到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我的丈夫帕沙，帕維爾·帕夫洛維奇·安季波夫，就是我到前線找的那個人。都說他確實死了，可我不相信。」
「我並不驚奇，思想上做好了準備。我聽到那種謡傳時也認為是荒謬的。因此，我才忘乎所以到這種地步，隨心所欲地同您談起他，就好像根本沒有過這種謡傳似的。但這種謡傳荒謬至極。我見過這個人。可怎能把您同他聯繫在一起？你們之間有什麼共同點？」
“可都是真的，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安季波夫，我的丈夫。我同意大家的看法。連卡堅卡都知道，併為自己的父親感到驕傲。斯特列利尼科夫是他的化名，像所有革命活動家一樣。出於某種原因，他必須用假名生活和活動。
「他攻打尤里亞金，向我們打炮，他知道我們在這裡，為了不泄露秘密，一次也沒打聽過我們是否還活着。這當然是他的職責。如果他問我該怎麼辦，我也同樣會勸他這樣做。您甚至可以說，我的不受侵犯、市蘇維埃為我們提供的還算過得去的住房條件以及其他等等——間接證明了他對我們的秘密關心。可您怎麼也不能說服我相信您的看法。人就在身邊，竟然能頂住見我們的誘惑！這我怎麼也想不通，超出了我的理解力。這是某種我不」能理解的東西，不是生活，而是某種羅馬公民的美德，現今的一種深奧的智慧。可我受到您的影響，開始同您唱一個調子。但我並不想這樣做。咱們不是同道。我對某種難以覺察的、非必然的東西理解得一致。但在具有廣闊意義的問題上，在人生哲學上，我們還是作為論敵為好。還是再回到斯特列利尼科夫身上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