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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總是發現，”司各特對艾伯科恩爵士夫人說，「文學家認為自己的職責是在社交場合中談話要有點不自然和競尚辭藻，好像以為自己不是交際場合中的一般成員，而是某種少有的人物，其他的人會來看他們並感到驚喜。」穆爾也和司各特一樣，善於掌握時機，自己開心，也讓別人高興，不把自己的著名詩人的地位放在心上。他到阿博茨福德還沒有一晝夜，司各特就向他承認，「《威弗利》作者」的全部小說都是他寫的，並就這些小說敘述了許多事情。「對我來說這些小說是金礦脈，」他說，“但是最近不知為什麼寫不出來了，我已經創作不出像我開始寫的這樣好的作品。」
司各特于
1825年
11月
20日開始記《日記》，這可能是他的最珍貴，並無疑是最激動人心的作品：而《日記》使我們看到，在他的個性中廣闊的胸懷和偉大的才智處于同等地位，所以它也是過去寫過的所有這類人類文獻中最引人入勝的一部。我們將在以後引用《日記》中最有趣和最痛苦的片斷。
同年秋天在阿博茨福德進行最後一次的騎馬打獵，在令人疲勞的追捕的最後，瓦爾特爵士縱馬跳過卡特雷爾——一個由壕溝和土牆組成的古老的不列顛防禦工事。結果此舉以馬和騎手一起重重地跌倒而告終。
司各特跌得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傷得很厲害，以至從此以後他既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馬，再也不想從躍馬奔馳中得到快樂了。他認為這件事是一個不祥之兆。他不幸而言中了。
第十九章 大難臨頭對於那些手裡有餘錢的人來說，
1825年是激動人心的一年。這是交易所投機生意興隆和充滿樂觀希望的時期。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爆發起義來反對宗主國，而英國人就像伊麗莎白女王時代快樂的海盜日子裡一樣，老遠就聞到了黃金的氣味。但時代畢竟不同了，以前在公海上干的勾當，現在是在交易所裡幹了。
為了開發拉丁美洲那些年輕的共和國裡仍處于處女狀態的自然資源，許多公司一家接一家地成立起來。這些國家的政府很快就要得到正式承認。被稱為假繁榮的傳染病也侵入了英國企業家活動的一切領域，包括煤氣工業、鐵路和釀酒業。到處都在狂熱地買，瘋狂地賣。
股票行情像煙火一樣上升，又像煙火一樣跌落。到年底，發生了交易所的恐慌；銀行凍結了款項，許多公司紛紛倒閉，許多人遭到破產。正如司各特在《羅伯·羅依》中所寫，「早晨的寒氣使人清醒過來」。但他無論如何沒有想到，這一切蠢事會連累到他自己；因此當他得知冒險投機生意壞了康斯特布爾的倫敦代理人、「赫斯特·羅賓遜公司」的大事時，感到十分震驚。
這時司各特正忙於拿破崙傳的寫作。他身邊擺滿了書籍、報紙、手稿和其他材料，常常一連幾小時伏在寫字檯上，聚精會神地企圖透過眼鏡片看清密密麻麻的外文鉛字和字母。與他同時代的報紙和雜誌他一般是不看的；在那個時代的文化人中，他比任何人都更少閲讀當時的報刊。
而現在他不得不研讀過期的《箴言》及諸如此類的其他報刊。這種不習慣的工作使他感到疲倦，於是他又開始寫作新的小說——《伍德斯托克》。他仍然抱有幻想，打算再買一大塊地皮：凱德爾剛剛向他提出建議，假如需要的話，「拿現錢出來」，正因為如此，從倫敦傳來的關於那邊的事情不妙的消息使他大為吃驚，簡直不願意相信。無論「赫斯特和羅賓遜」遭到什麼樣的不幸，都會給康斯特布爾和巴蘭坦帶來嚴重後果，因為三家公司在出版和銷售「《威弗利》作者」的小說方面是密切合作的。
他尋思道：「
1814年我就有過教訓，我本應從中得出結論，但成功和富足使我把它忘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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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不幸正是在這裡。他對事務的忽視是由於一種簡單的原因：他討厭一切賺錢手段，當然除了使他感到快樂的寫作以外；由於他生來習慣于驅散關於他覺得可鄙的事物的念頭，因而對於自己的財政狀態，他沒有一點點概念。「多操心多煩惱」這一格言對他來說就是法律，正如對一切過着自得其樂的生活的人一樣。
康斯特布爾證明，在他的公司和作者的一切業務往來中，「司各特總是表現得極為好說話，極為寬宏大量，和他打交道時不需要提出任何條件和前提。而這在別的情況下是無論如何做不到的。」有時候他從幻想中驚醒——他幻想要把阿博茨福德擴大多少英畝，幻想寫新的小說，這時他便發揮出一個遠離事務的人被實際事務吸引而着手幹起來時那種狂熱的積極性。這時他總要囑咐詹姆斯·巴蘭坦要經常地去自己的印刷所看看，因為重要事情是不能轉託下屬和小人物的；並勸導他說，像他這樣才幹出眾，誠實正直，理智健全的人是沒有權利讓懶惰和把一切束之高閣的習慣損害他的品質的。
有時司各特要求每星期向他提供關於公司及其財產狀況的詳細報告——「以便使我不必什麼都親自想到。」也有時候，司各特為某一筆生意規定自己的條件，而且毫不含糊地讓人懂得，他不能容忍任何反對意見。當他得知康斯特布爾僱了另一個印刷商來印刷「《威弗利》作者」小說的彩色版時
這發生在康斯特布爾已為取得小說出版權付出大筆款額以後，司各特堅持要像遵守誓言一樣不折不扣地承擔責任，「我按合同答應寫的書應按規定在聖約翰街
即在巴蘭坦那裡。——本書作者注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