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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的生活過程中，魯薩諾夫所處的半陰半陽、神秘莫測的特殊地位，使他對真正的生活過程有了深刻的瞭解，從而也使他得到了滿足。人人都看得見的生活（生產、開會、廠報、工會基層委員會貼在出入口的佈告、補助申請、食堂、俱樂部）並不是真正的生活，那只不過對不明底細的人來說是如此罷了。生活的真正趨向，不是聲嘶力竭的大喊大叫所能決定的，而是由兩三個彼此瞭解的同志在安靜的辦公室裡心平氣和地交談或通一次語調親切的電話決定的。真正的生活還流動在機密檔案裡，流動在魯薩諾夫及其同事們公文包的深處，它會久久地悄悄跟蹤某人，而且僅僅在倏忽間顯現本相，露出血盆大口，向犧牲品噴吐火焰——隨後便又躲起來，不知去向了。
於是，表面上又一切如常：俱樂部、食堂、補助申請、廠報、生產。只是通過出入口的人當中缺少了一個——被解職、被除名、被清洗了。
魯薩諾夫辦公的地方也佈置得與他的工作性質相稱。這永遠是個單獨的房間，房門上最初包着皮革、鑲有亮晶晶的包釘，後來，隨着社會財富的增多，還在門口增設了一個起防護作用的門鬥，像隻黑洞洞的箱子。這個門鬥似乎是一種普通的發明，一點也沒什麼了不起：深度不超過一米，來者只不過在關上第一道門和尚未推開第二道門的時候多耽擱一兩秒鐘的工夫。但在決定性談話之前的這一兩秒鐘，來者彷彿遭到一次短暫的囚禁：他看不到亮光，空氣又不流通，他會感到自己在正要去見的那個人面前實在是渺小得可憐。
如果說，他本來還有點膽量和自信，那麼在這兒，在這只箱子裡，膽量和自信也會不辭而別。
自然，幾個人同時擁進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辦公室是不可能的，被召見或在電話裡獲準前去的人，只能一個一個地進去。
辦公地點的這種設施以及放人進去的這種規定，對於周密思考和有條不紊地履行魯薩諾夫這個部門的職責是極其有利的。要是沒有那個起保險作用的門鬥，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是會感到不舒服的。
不消說，現實中一切現象都有辯證的相互聯繫，根據這一點來看，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在工作上的處事方式不可能不影響他的整個生活方式。隨着歲月的推移，他和卡皮托利娜·馬特維耶夫娜不僅對火車上的普通車廂，就是對那對號的臥鋪車廂也愈來愈不能忍受了，因為那裡總是有人擠來擠去，有的穿著羊皮祆，有的帶著提桶，有的背着麻袋。後來，魯薩諾夫夫婦改坐包間軟席車廂。不消說，魯薩諾夫任旅館也總是事先訂好了單間，免得跟別的旅客住在一起。
當然，要去休養的話，魯薩諾夫夫婦也不是隨便什麼療養院都肯去的，而是一定要去服務周到、環境和條件稱心如意的地方，那裡的浴場和供漫步的林蔭小路得跟普通老百姓隔開。自從醫生囑咐卡皮托利娜·馬特維耶夫娜要多走路以後，除了在這類療養院裡同身份相等的人相處，她簡直感到沒有地方可以走路。
魯薩諾夫夫婦熱愛人民，熱愛自己國家偉大的人民，併為這偉大的人民服務，甚至準備為人民而貢獻出自己的生命。
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愈來愈無法忍受那些……居民。無法忍受那些執拗而任性、老是陽奉陰違、還經常提出什麼要求的居民。
魯薩諾夫夫婦對有軌和無軌電車、公共汽車特別反感，因為那裡總是你推我讀，特別是建築工人和其他工人穿著骯髒的工作服拚命擠着上車的時候，會把機油或石灰蹭在你的外套上，而主要的是，那裡所形成的不拘禮節的作風令人討厭：拍拍肩膀請你遞錢買票或傳遞找回的零錢，你就是為他們效勞，傳來傳去沒完沒了。徒步在城裡走路又太遠，而且很沒有氣派，與自己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因此，遇到公家的小臥車已出車在外或在修理的時候，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會連續幾個小時不回家吃飯，而是坐在辦公室裡等給他派車。能有什麼辦法呢？跟行人隨時都有可能碰上不愉快的事，他們之中有的舉止粗魯、穿戴寒酸，有時還喝得醉醺醺的。
衣冠不整的人通常是危險的，因為他們很少有責任感，想必也沒什麼可失去的，否則就會穿得整潔些。當然，萬一發生衝突，民警和法律是會保護魯薩諾夫的，但這種保護必然會來遲一步，只能在事後懲罰壞蛋。
如此看來，對世上什麼都不感到害怕的魯薩諾夫，開始害怕那些放蕩不覊、喝得半醉的人了，而說得確切些是，害怕正面挨上一拳，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正因如此，羅季切夫歸來的消息，起初使他那麼驚慌。他倒並不是害怕羅季切夫或古宗按法律程序對他起訴，因為按法律程序他們是奈何不得魯薩諾夫的。然而，如果他們依然保持着健壯的身體，並且想摸他呢？
不過，要是清醒地分析一下，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一開始情不自禁產生的恐懼是完全不必要的。也許，羅季切夫早已不存在了，上帝保佑，但願他回不來了。這些關於什麼人已經返回的傳聞，很可能是無稽之談，因為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在自己的工作過程中，還沒感覺到有預示新的生活局面的跡象。
再說，就算羅季切夫真的回來了，那也是回到K市，而不是到這裡。他現在還顧不上找魯薩諾夫，而是需要自己處處留神，免得重新被攆出K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