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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一點魯薩諾夫放心不下，他反覆要求在這件事的案卷裡哪兒也不要出現他的名字，也不要進行對質。審訊員對他保證，說根據法律不要求魯薩諾夫露面，也不一定要當面對質，只要被告人自己承認就行了。甚至魯薩諾夫的檢舉信原件也可以不訂入此案的卷宗，因此，被告承認觸犯第
206條罪行而簽字的時候，是決不會碰到他這位鄰居的名字的。
要不是由於廠黨委書記古宗，事情本來會全都順利地過去。古宗接到保安部門的密令，說羅季切夫是人民公敵，必須把他開除出基層黨組織。但古宗堅決反對，並開始叫嚷，說羅季切夫這個小伙子是自己人，要開除他就得把詳細材料拿給他看。他拿自己的腦袋給羅季切夫打保票，結果兩天後的夜裡，他自己也被捕了，第三天上午，作為同一個反革命地下組織的成員，羅季切夫也好，古宗也罷，都被順利地開除出黨。
然而，現在使魯薩諾夫如坐針氈的事情是，保安部門在向古宗施加壓力的兩天內，最終不得不告訴他，材料是魯薩諾夫提供的。這就是說，只要古宗在那邊見到羅季切夫（既然他們是由於同一個案件而去到了那裡，那麼最終他們可能會見面的），就必定會告訴他。這就是魯薩諾夫現在如此害怕羅季切夫這次預兆不祥的歸來的原因，他擔心這種根本無法想像的死人的復活。
當然，羅季功夫的妻子也是有可能猜得到的，不過她還活着嗎？卡色當初的設想是這樣的：等羅季切夫一被捕，馬上就叫卡季卡·羅季切娃搬出去，把整套住房拿下來，陽台也就全都是自己的了。（現在看來會覺得可笑，連煤氣也沒有的住宅裡，一間
14平方米的屋子竟然會起那麼大的作用。而且，孩子照樣會長大。哪間房子的過戶手續已經全都辦好了，有關方面已派人來讓卡季卡搬遷，但她打出這樣一塊牌子——宣稱自己是個孕婦。
他們堅持要證明，她也把證明拿來了。而按照法律，不能逼迫孕婦搬遷。只是到了第二年冬天將臨時她才搬了出去。在她懷孕和生產期間，甚至直到產假期滿，這漫長的月份裡他們不得不耐着性子與她隔壁相處。
不消說，在廚房裡卡芭不會讓她說一個不字，而當時已滿
4周歲的阿娃也會跟着捉弄她，讓人哭笑不得。
此時，魯薩諾夫仰臥着，在可以聽到各種呼吸聲和鼾聲的病房的晦暗中（惟有護士的檯燈從穿堂間透過毛玻璃門映進來一點微光），試圖以毫無睡意的清醒頭腦去分析一下，為什麼羅季切夫和古宗的幻影會使他如此坐臥不寧？如果其他經他插手而被定罪的人裡面有的回來了，是不是也會使他感到害怕？比如說，那個曾當着工人的面罵帕維爾是傻瓜蛋的愛德華·赫裡斯托福羅維奇——資產階級教育制度下培養出來的一個工程師（後來他自己也承認，希望資本主義復闢）；比如說，那個罪在歪曲了一位重要首長——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的保護人——講話的女速記員（在首長的講話中，那些話根本不是那麼說的）；比如說，那個性格倔強的會計（他偏偏還是神甫的兒子，所以一下子就叫他服服貼貼了）；再比如說，葉利恰斯基夫婦；是啊，這樣的人還少嗎？……
要知道，這些人當中，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誰也不怕，他越來越大膽、越來越公開地幫助當局確定他們的罪狀，甚至兩次出面對質，當場提高了嗓門進行揭發。是的，那時思想上的不可調和絲毫用不着覺得有什麼不光彩的！在那個形勢大好的誠實時期，在
1937年、
1938年，社會氣氛明顯得到純潔，呼吸變得那麼舒暢！所有的撒謊者、誹謗者、過分勇于自我批評或過分賣弄理論玄虛的臭知識分子——統統不知去向和銷聲匿跡了，而原則性強、立場堅定、忠心耿耿的人們，包括魯薩諾夫的朋友和他本人，昂首挺胸，耀武揚威。
可是現在不同了，出現了一個什麼新的、混亂的、不健康的時代，自己從前的那些立場堅定的進步表現難道成了可恥的事情？難道還要為自己的命運擔心？
簡直是荒唐。的確，回顧自己的一生，魯薩諾夫不能指責自已膽小怕事。有什麼事情使他害怕過！也許他算不上是一個什麼特別勇敢的人，但也找不出他表現過怯懦的事例。沒有理由認為他在戰場上會害怕，因為作為一名寶貴的、經驗豐富的幹部，根本沒要他上過前線。
不應斷言他在敵機轟炸下或房屋起火時會驚慌失措，他倒是在敵機轟炸之前就離開了K市的，而房屋起火他也從未遇到過。同樣，他從來不怕司法機關和法律，因為他從不犯法，而司法機關一向是保護和支持他的。他也不怕輿論譴責，因為輿論也總是為他辯護。州報上也不可能出現揭露性的文章抨擊魯薩諾夫，因為亞歷山大·米哈雷奇或尼爾·普羅科菲伊奇肯定會不讓它出籠。
而中央一級的報紙不可能過問下面魯薩諾夫的事情。因此，對於報界他也從來沒感到害怕過。
就連乘船橫渡黑海的時候，他也絲毫沒對海水之深感到害怕。至於他怕不怕登高，這很難說，因為他不是那麼沒有頭腦，會冒險去爬山或攀登懸崖峭壁，而就工作性質來說也用不着他去架橋。
在將近
20年的漫長歲月裡，魯薩諾夫的工作屬於管理人事檔案一類。這一職務在不同的機關裡有不同的名稱，但實質都是一碼事。只有無知的粗魯人和不明真相的外人才不明白，這是多麼精細的工作。在人生途中，每個人都填過不少表格，而每一份表格上都提出相當數量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