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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怎麼會不長呢，那裡有水田作物。還有甜菜，玉米。菜園裡種什麼都行。當然，得付出不少勞動。
月鋤不離手。集市上總是有希臘人賣牛奶，庫爾德人賣羊肉，日耳曼人賣豬肉。趕集的時候有多熱閙啊，您去看看才好呢！人們都穿著民族服裝，騎着駱駝去趕集。」
「您是農藝師？」
「不。土地規劃員。」
「可您究竟為什麼要住在那兒呢？」
科斯托格洛托夫摸了摸鼻子：
「我很喜歡那裡的氣候。」
「那兒交通很不便，是嗎？」
「為什麼？通汽車呢，要多少有多少。」
「可我究竟到那兒去做什麼呢？」
她斜着眼睛看科斯托格洛托夫。在他們聊天的這段時間裡，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相貌顯得和善了些。
「您？」只見他前額的皮膚往上一抬，彷彿準備祝酒似的。「您怎能知道，卓英卡，在地球的哪一個點上您會是幸福的，在哪一個點上您會是不幸的？這誰能說自己心中有數？」
第四章 病號的焦慮
手術病人，就是說應予手術切除腫瘤的那些病人，由於樓下病房的床位不夠，也有一部分被安置在樓上，同放射科病人，即規定用放射線療法或化學療法治療的病人混在一起。因此，每天上午樓上的病房都有兩次巡診：一次是放射科醫生看自己的病人，另一次是外科醫生看自己的病人。
但
2月
4日，星期五，是動手術的日子，外科醫生沒到病房巡診。而放射科醫生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漢加爾特，開完碰頭會以後，也沒有馬上去巡診，只是走到男病房門口，往裡面瞧了一眼。
漢加爾特醫生個兒不高，但很苗條。她之所以讓人覺得十分苗條，是因為她的腰身特別纖細。她那按老式在腦後盤成髻子的頭髮，比黑色淺些，但比褐色深些，也就是有人主張採用「慄色女郎」一詞的那種顏色，其實可以稱做黑褐色——介乎于黑色與褐色之間。
艾哈邁占看見了她，高興地向她直點頭。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讀一本大書，這時正好抬起頭來，從遠處向她行了個禮。她朝他倆微微一笑，並舉起一個指頭，像人們告誡孩子那樣，讓他們在她離開之後安靜地獃着。她隨即閃開門口，走了。
今天，她應當跟放射科主任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東佐娃一起，而不是自己一個人到各個病房巡診，但是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被院長尼扎穆丁·巴哈拉莫維奇叫去後還沒回來。
東佐娃只是在自己一周一次的巡診日子裡，才不得不放下愛克斯光片子的分析診斷工作。平日，上午最寶貴的頭兩個小時，也是眼睛最敏鋭、頭腦最清楚的時候，她總是跟當班的住院醫師一起坐在螢光屏前。她認為這是自己工作中最複雜的一部分，
20餘年的工作經驗使她懂得，診斷方面的錯誤會付出怎樣昂貴的代價。放射科裡她手下有
3個醫生，都是年輕婦女，為了使她們每一個人的經驗都比較全面，不使其中任何一人缺乏臨床實踐，東佐娃採取輪流的方式要她們在門診部、放射診斷室各待
3個月，再在住院部當
3個月主治醫生，如此周而複始地持續。
漢加爾特醫生現在正處在這第三階段。這裡最主要、最危險而又研究得最不夠的是掌握恰當的照射量。沒有那樣一條公式，根據它可以計算出哪一種照射強度和照射量對某種腫瘤有最大的殺傷力，對身體的其餘部分則危害最小，公式是沒有的，而只能憑經驗、憑感覺並根據病人的具體情況行事。這也是一種手術，只不過是用光做的，肉眼看不見，時間也拖得比較長。
不破壞、不殺死正常的細胞是不可能的。
主治醫生的其他職責只要求按部就班地執行：及時指定化驗，檢查化驗結果，並做好
30份病歷的記錄。任何醫生都不願意填寫表格，但是激拉·科爾尼利耶夫娜願意接受，因為在這
3個月的時間裡她有自己的病號——不是屏幕上那淡淡的明暗線條的交織，而是自己一直負責治療的活人。他們信任她，每每期待她那帶來慰藉的話語和目光。當她不得不移交主治醫生職責的時候，她總是捨不得離開她尚未治癒的那些病人。
值班護士奧林皮阿達佛拉季斯拉沃夫娜，是個上了年紀。頭髮斑白、看起來比某些醫生還有風度的體態端莊的女人。她通知各個病房，讓做放射治療的病號不要走開。而那個大的女病房裡的人彷彿等的就是這個通知——身穿同一種灰色病號長衫的女人們立即一個接一個地到樓下去：看看賣奶油的老大爺來了沒有，送牛奶的那個老大娘來了沒有；從醫院台階上向手術室的窗子裏邊看上幾眼（窗子下半部分塗了白色，但透過上半部分看得見外科醫生和護士的帽子以及明亮的頂燈）；在水池子那兒刷刷罐子；探望一下熟人什麼的。
不僅僅是她們那注定要挨手術刀的命運，而且還有這些灰色的、穿舊了的、即使在相當乾淨的時候看起來也不整潔的絨布病號長衫，使這些女人與女人的本份和女性的魅力絶了緣。長衫談不上什麼款式，它們都是那麼肥肥大大，每一件都足以把任何程度的胖女人裹起來，袖子也是毫無式樣的肥筒子。還是男病號的那種白色與粉紅色相間的條紋上衣像樣些；女病號不發連衫裙，只發這種沒有鈕絆和扣子的長衫。有的人從下面縫短一些，有的人將它放長一些，大家一律束着絨布腰帶，為了不致露出襯衣，還都用手把兩邊衣襟往胸前拽。
受到疾病折磨的這種女人，身穿如此寒沙的長衫，是不會喚起任何人的愉快眼神的，這她們自己也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