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曰：「言情敘景若何？」答曰：「詩以道性情，無所謂景也。《三百篇》中之興『關關雎鳩』等，有似乎景，後人因以成煙‧月露之詞，景遂與情並言，而興義以微。然唐詩猶自有興，宋詩鮮焉。明之瞎盛唐，景尚不成，何況于興？」
古詩多言情，後世之詩多言景，如《十九首》中之「孟冬寒氣至」，建安中之子建《贈丁儀》「初秋涼氣發」者無幾。日盛一日，梁、陳大盛，至唐末而有清空如話之說，絶無關於性情，畫也，非詩也。夫詩以情為主，景為賓。景物無自生，惟情所化。
情哀則景哀，情樂則景樂。唐詩能融景入情，寄情於景。如子美之「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沈下賢之「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嚴維之「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祖詠之「遲日園林好，清明煙火新」，景中哀樂之情宛然，唐人勝場也。弘、嘉人依盛唐皮毛以造句者，本自無意，不能融景；況其敘景，惟欲闊大高遠，於情全不相關，如寒夜以板為被，赤身而掛鐵甲。
景同而語異，情亦因之而殊。宋之問《大庾嶺》云：「明朝望鄉處，應見嶺頭梅。」賈島云：「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景意本同，而宋覺優遊，詞為之也。
然島句比之問反為醒目，詩之所以日趨于薄也。
問曰：「詩文之界如何？」答曰：「意豈有二？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是以詩文體裁有異耳。文之詞達，詩之詞婉。書以道政事，故宜詞達；詩以道性情，故宜詞婉。意喻之米，飯與酒所同出。
文喻之炊而為飯，詩喻之釀而為酒。文之措詞必副乎意，猶飯之不變米形，啖之則飽也。詩之措詞不必副乎意，猶酒之變盡米形，飲之則醉也。文為人事之實用，詔敕、書疏、案牘、記載、辯解，皆實用也。
實則安可措詞不達，如飯之實用以養生盡年，不可矯揉而為糟也。詩為人事之虛用，永言、播樂，皆虛用也。賦而為《清廟》、《執競》稱先生之功德，奏之於廟則為《頌》；賦而為《文王》、《大明》稱先生之功德，奏之於朝則為《雅》。二者必有光美之詞，與文之摭拾者不同也。
賦而為《桑柔》、《瞻‧》刺時王之秕政，亦必有哀惻隱諱之詞，與文之直陳者不同也。以其為歌為奏，自不當與文同故也。賦為直陳，猶不與文同，況比興乎？詩若直陳，《凱風》、《小弁》大詬父母矣。」
李、杜之文，終是詩人之文，非文人之文。歐、蘇之詩，終是文人之詩，非詩人之詩。
人有不可已之情，而不可直陳于筆舌，又不能已於言，感物而動則為興，‧物而陳則為比。是作者固已醞釀而成之者也。所以讀其詩者，亦如飲酒之後，憂者以樂，莊者以狂，不知其然而然。
詩不越乎哀樂，境順則情樂，境逆則情哀。《明良之歌》，順而樂也，《‧或樸》、《旱麓》其類也。《五子之歌》，逆而哀也，《民勞》、《南山》其類也。後世不關哀樂之詩，是為異物。
余與友人說詩曰：「古人有通篇言情者，無通篇敘景者，情為主，景為賓也。情為境遇，景則景物也。」又曰：「七律大抵兩聯言情，兩聯敘景，是為死法。蓋景多則浮泛，情多則虛薄也。
然順逆在境，哀樂在心，能寄情於景，融景入情，無施不可，是為活法。」又曰：「首聯言情，無景則寂寥矣，故次聯言景以暢其情。首聯敘景，則情未有著落，故次聯言情以合乎景，所謂開承也。此下須轉情而景，景而情，或推開，或深入，或引古，或邀賓，須與次聯不同收，或收第三聯，或收至首聯，看意之所在而收之，又有推開暗結者。
輕重虛實，濃淡深淺，一篇中參差用之，偏枯即不佳。」又曰：「意為情景之本，只就情景中有通融之變化，則開承轉合不為死法，意乃得見。」又曰：「子美詩云：『晚節漸于詩律細。』律為音律，拗可詩不必學。」
問曰：「何為性情？」答曰：「聖人以『思無邪』蔽《三百篇》，性情之謂也。《國風》好色，《小雅》怨誹；發乎情也。不淫不亂，止乎禮義，性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言此也。
此意晉、魏不失，梁陳盡矣。陳拾遺輓之使正，以後淫傷之詞與無邪者錯出。杜詩所以獨高者，以不違無邪之訓耳。」
問曰：「丈丈生平詩千有餘篇，自謂與此中議論離合何如？」謝曰：「不佞少時為俗學所忄吳者十年，將至四十，始見唐詩比興之義；又二十年，方知漢、魏、晉、宋之高妙，而精氣銷亡，不能構思矣。人之目見者易遠，足踐者必近，勿相困也。」
問曰：「唐詩六義如何？」答曰：「《風》、《雅》、《頌》各別，比、興、賦雜出乎其中。後世宗廟之樂章，古之《頌》也。三代之祖先，實有聖德，故不愧乎稱揚。漢已後之祖先，知為何人，樂章備禮而已，不足論也。
求《雅》于杜詩，不可勝舉。而如王昌齡之『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清樂動千門，皇風被九州』，韋應物之『身多疾病思田裡，邑有流亡愧俸錢』，王建為田弘正所作之《朝天詞》，羅隱之『靜憐貴族謀身易，危覺文皇創業難』，皆二《雅》之遺意也。《風》與《騷》，則全唐之所自出，不可勝舉。
『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興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比也。『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賦也。」
朱子盡去舊序，但據經文以為注，使《三百篇》盡出於賦乃可，安得據比興之詞以求遠古之事乎？宋人不知比興，小則為害于唐體，大則為害于《三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