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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刻苦追求知識的時間中
我們就假定說是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學知識吧，我覺得一定有許多次「心神清爽的休息」，好像一個人在疲乏的長途旅行中停下來喝一杯清涼的飲料一樣。在那休息的時間中，那些真正的人類專家，會把自己反省一下：「我們到底在做什麼？」簡樸必須先消化和成熟，當我們漸漸長大成人的時候，思想會變得更明澈，無關緊要的一面或虛假的一面，將盡被剔去，而不會來騷擾我們了。等到觀念有了較明確的形態後，一大串的思想便漸漸變成一個簡括的公式，突然地有一天在一個明朗的清晨跑進了我們的腦子，於是我們的知識便達到了真正光輝的境界。嗣後便再不用努力了，真理已變成簡單易解，讀者也將覺得真理本身是簡易的，公式的形成是自然的，因此獲得很大的快樂。
這種思想上和風格上的自然性——中國的詩人和批評家那麼羡慕着——常常被視為是一種逐漸成熟的發展過程。當我們講蘇東坡的散文逐漸成熟時，我們便說他「漸近自然」——這種風格已經把青年人的愛好華麗、誇炫、賽美技藝和文藝誇張等心理一概消除。
幽默感滋養着這種思維的簡樸性，這是很自然的事。一般地說，幽默家比較接近事實，而理論家則比較注重觀念，當一個人跟觀念本身發生關係時，他的思想會變得非常複雜。在另一方面，幽默家浸沉于突然觸發的常識或機智，它們以閃電般的速度顯示我們的觀念與現實的矛盾。這樣使許多問題變得簡單。
不斷地和現實相接觸，給了幽默家不少的活力、輕快和技巧。一切裝腔作勢、虛偽、學識上的胡謅、學術上的愚蠢和社交上的欺詐，將完全掃除淨盡。因為人類變得有機巧有機智了，所以也顯見得更有智慧。一切都是簡單清楚的。
所以我相信只有當幽默的思維方式普遍盛行時，那種以生活和思維的簡樸為特性的健全而合理的精神才會實現。 做文與做人
做文可，做人亦可，做文人不可
向來在中國文人之地位很高，但是高的都是死後，在生前並不高到怎樣。我們有句老話，叫做「詞窮而後工」，好像不窮不能做詩人。辜鴻銘潦倒以終世，我們看見他死了，所以大家說他是好人，而予以相當的同情，但是辜鴻銘倘尚活着，則非挨我們笑罵不可。我們此刻開口蘇東坡，閉口白居易，但是蘇東坡若活着，則非挨我們笑罵不可。
蘇東坡生時貶流黃州，大家好像好意迫他窮，成就他一個文人，死後尚且一時詩文在禁。白居易生時，妻子就不大看得起他，知音者只有元稹、鄧魴、唐衢幾人。所以文人向例是偃蹇不遂的。偶爾生活較安適，也是一樁罪過。
所以文人實在沒有什麼做頭。我勸諸位，能做軍閥為上策；其次做官，成本輕，利息厚；再其次，入商，賣煤也好，販酒也好。若真沒事可做，才來做文章。
文人與窮
我反對這文人應窮的遺說。第一，文人窮了，每好賣弄其窮，一如其窮已極，故其文亦已工，接着來的就是一些什麼浪漫派、名士派、號啕派、怨天派；第二，為什麼別人可以生活舒適，文人便不可生活舒適‧顏淵在陋巷固然不改其憂，然而顏淵居富第也未必便成壞蛋；第三，文人窮了，於他自己實在沒有什麼好處。在他人看來很美，死後讀其傳略，很有詩意，在生前斷炊是沒有什麼詩意的，這猶如我不主張紅顏薄命，與其紅顏而薄命，不如厚福而不紅顏。在故事中講來非常纏綿淒惻，身歷其境，卻不甚妙。
我主張文人也應跟常人一樣，故不主張文人應特別窮之說。這文人與常人兩樣的基本觀念是錯誤的，其流禍甚廣，這是應當糾正的。
我們想起文人，總是一副窮形極相。為什麼這樣呢‧這可分出好與不好兩面來說。第一，文人不大安分守己，好評是非，人生在世，應當馬馬虎虎，糊糊塗涂，才會騰達，才有福氣，文人每每是非辨得太明，涇渭分得太清。黛玉最大的罪過，就是她太聰明。
所以紅顏每多薄命，文人亦多薄命。文人遇有不合，則遠引高蹈，揚袂而去，不能同流合污下去，這是聰明所致；二則，文人多半是書獃，不治生產，不通世故，尤不肯屈身事仇，賣友求榮，所以偃蹇是文人自招的。然而這都還是文人之好處。尚有不大好處，就是文人似女人。
第一，文人薄命與紅顏薄命相同，我已說過；第二，文人好相輕，與女人互相評頭品足相同。世上沒有在女人目中十全的美人，一個美人走出來，女性總是評她，不是鼻子太扁，便是嘴太寬，否則牙齒不齊，再不然便是或太長或太短，或太活潑，或太沉默。文人相輕也是此種女子入宮見妒的心理。軍閥不來罵文人，早有文人自相罵。
一個文人出一本書，便有另一文人處心積慮來指責。你想他為什麼出來指責，就是要獻媚，說你皮膚不嫩，我姓張的比你嫩白；你眉毛太粗，我姓李的眉毛比你秀麗。於是大家爭營對壘，成群結黨，一槍一矛，街頭巷尾，報上屁股，互相臭罵，叫武人見了開心，等於妓院打出全武行，叫路人看熱閙。文人不敢罵武人，所以自相謾罵以出氣，這與向來妓女罵妓女，因為不敢罵嫖客一樣道理。
原其心理，都是大家要取媚于世；
第三，妓女可以叫條子，文人亦可以叫條子。今朝事秦，明朝事楚，事秦事楚皆不得，則於心不安。武人一月出八十塊錢，你便可以以大揮如椽之筆為之效勞。三國時候，陳孔璋投袁紹，做起文章 罵曹操為豺狼，後來投到曹家，做起檄來，罵袁紹為蛇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