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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邊一夫譯的瓦雷裡的《精神的自由與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提到的「親切」上,我想另外加上一個定義。因為,擁護我所說的社會性的「親切」二字含義的人,希望他們至少站在「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一邊。一旦提起這句話,我們眼前看到的,難道不是我國今天的社會失掉了許許多多的「親切」所具有的社會性的東西麼?總而言之,今天的日本社會,對於「明天的人」的青年人的教育,正是一心一意地製造對國家效力的國民,而且是製造效力極佳的、對於誠如加耳佈雷斯①所說的「新興產業國家的日本模式非常效力的國民,讓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衰退也在所不惜。這種傾向才是確確實實的讓青年們看不到」親切"的具體所在而帶來的結果。
①加耳佈雷斯
Galbraith,John Kenneth1908-?英國經濟學家、教育家、作家
譯註。
也許馬上就得到這樣回敬的話:從世界現狀來看,社會主義國家的教育才是製造效力於國家的國民的典範。我根本不想拿中國和蘇聯同納粹德國相比擬,但是,關於前面的質問,如果把波蘭的自省活動考慮進去,我以為批評的可能正確。儘管承認它,但是,如果日本在這一點上甘當美國的走卒,並且更加奮進,製造對日本式的「新型產業國家」高效率地效力的「明天之人」的態勢強化下去,那麼,現在業已顯而易見地使日本人社會和日本人素質大大變形的裂痕,就只有愈來愈大了。
我彷彿故意逆此大勢而行一般,我對日本「明天的人」
也許被說成純粹是作夢
決心期待的倒是如下的理想狀態:日本的青年人應該自我培養精神上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使自己的力量足以在最近的將來,對於蘇聯和美國的核對峙,擔當起使它們走向廢除核武器的媒介國的角色,為此而修正現在日本前進的軌道。假如瓦雷裡活到現在而且依然活動,他一定努力使法國成為與今天的法國完全相反的國家,即:他一定要求他的國家為了使歐洲緊張的核局勢朝向緩和的方向發展。因為那樣的法國才是堂堂正正地創造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法國,使社會性的親切生機勃勃的法國人的國家。
這是今年我第
1次在聽眾面前講話,我想按上述想法加以引伸,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比照在報刊上發表的短文寫成這份草稿。給
10年之前也是花了一年時間在雜誌《世界》上發表的「面對狀況」作個結尾,現在我正準備寫「再度面對狀況」的文章,它的出發點,我想就以這個草稿充當。此後,我要使生活于書齋的自己站在同社會狀況的交接點上發言,在文章上重新審視着自己論述,當然,儘可能地用這種方法寫。最後附帶提一下,我的兒子現在已恢復健康,信心十足地要像他喜歡的音樂家斯卡拉蒂①那樣活那麼久。
①斯卡拉蒂
Scarlatti,Alessandro 1660-1725,意大利歌劇和教會音樂作曲家
譯註。□ 作者:大江健三郎生的定義二、為「難以想象的事」預先準備前面業已提過,從去年秋季到冬季,我一直在加里福尼亞大學巴克萊分校逗留,屬於我自由支配的時間裡,首先的工作就是補充、修訂題為《讀渡邊一夫》的連續講座記錄。特別是整理渡邊有關法國文藝復興時期前前後後的著作部分時,內心忐忑不安,不敢斷定是否由於自己過分自信和無知作了值得懷疑的發言。所以從大學內外的書店買來有關書籍讀起來。
因為是修改自己的講話記錄,和令人覺得乏味的工作不同,純粹是一種樂趣。
在此期間,我看了自己的書架,發現日本研究中心的歷史家對業餘的歷史愛好者很感興趣,而且考慮着自己是作家,把一個時代的個人生活詳細地寫進了歷史書。同一年的秋天來我國訪問的法國歷史家埃瑪涅爾·魯洛瓦·拉杜裡的著作占了大部分,但是,似乎受他影響的美國學者,住在舊金山的納塔利·Z·迪維斯的《馬丁·蓋爾的歸來》,和寫渡邊一夫史傳的讓·達爾佈雷寫的新教統治有密切關係,所以很有趣。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同一主題的法國影片,在美國獲得好評,迪維斯也參加了該影片的劇本創作,而且據說他對於
16世紀法國這一奇妙事件,認為有必要用專門的歷史書敘述。查閲各種古文書保管所的史料,把「歷史上各種可能發生的事」加以綜合,就成了迪維斯的工作。電影上,雖然表現了這位女士的犧牲,但側面地也表現了她挖掘了巴斯克地方以及巴斯克人的背景。主人公或者真正的主人公的丈夫馬丁·蓋爾,在佛朗索瓦一世同卡爾一世的戰亂時期,從巴斯克地方移居于圖魯茲附近比利牛斯山麓平原的村莊,給一戶農家當了嗣子,但是因為有巴斯克的血脈,便受到該村的排斥,他為此心懷不滿,所以迪維斯充分顯示了拉杜利學派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