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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工作的年輕女醫生曾碰到過一位白血球指標為
83萬個的老人。老人當然已經去世了。我現在見到的血液樣本的主人也已不在人世。這敞亮而現代化的場所，卻正是死者的國度。
「您知道健康人的白血球指標是多少嗎？」冷不防被她一問，我一瞬間產生了錯覺。「要是有人有
83萬個白血球的後，正常的白血球少說也該有……」。可是，我的白血球指標只有六千個。我再沒勇氣繼續觀察顯微鏡了。
在下一個房間裡，屍體用石蠟做硬化處理後被製成薄片。最後，終於在觀察原子彈受害者的血液對梅毒的反應的房間裡，我的緊張才略微有所緩解。我想自己再不會像這天早晨一樣，覺得梅毒是如此不堪一擊的小病。
資料室的門連接着另一座樓的走廊。我轉到這兒，想找別出口。這裡堆放著被分檔整理過的病歷卡。從緊閉的房門裡，傳出傳送病歷卡時那流水般的聲音。
是電腦正在整理死者的識別簽。那個有着
83萬個白血球，內髒的所有組織都被癌細胞吞噬，脊椎骨變得像浮石一樣疏鬆的老人的病歷，也曾發出流水般的聲音從這裡通過吧。從ABCC出來，返回廣島市區的一路上，我渾身不由得不住地發抖。我發現，在那個山頂上，沒有人提起過禁止原子彈氫彈大會的事，真的，好像那是十分遙遠的城市裡發生的事情一樣，沒有一個人提及……
上午
11點，原子彈受害者紀念館二樓的代表接待室裡發生了一個小小的事件。一個男人對未能承認全部代表一事表示抗議。這是日共、工會總評議會、社會黨之間的動員大戰愈演愈烈的表現之一吧。不過，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的工作人員說，這是早晨以來唯一的一起爭執。
那個男人固執地表示抗議。但大體來說準備工作進展順利。大家都開始覺得，世界大會一定能如期召開，而這種氣氛也確實越發濃厚起來。現場的工作人員和各地趕來的與會代表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在和平公園的出口買了一面小紅旗。這時我才知道，日共已經最終打出「全面否定‘部分禁止核試驗’」的旗號。同一時間，在莫斯科簽訂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每次來到和平公園附近，都能嗅到強烈的政治氣味。
在公園至和平大橋一段叫出租車需要相當的耐力。等出租車時，前來參加大會的人們還在不斷地湧向公園。他們都能爭取到代表的名額嗎？聽說，現在連住處都已沒有了。今天，廣島的人口一下子增加了兩成。
我來到廣島日赤醫院，和兼任日赤院長的原子病醫院的重藤文夫院長面對面坐下。院長是在原子彈爆炸的一個星期前來廣島工作的。爆炸時，他正站在候車隊伍的末尾，傷勢不重。但院長已經不能把自己算做病人了。
醫院前的廣場上堆着好幾千人的屍體，醫院的後院每天都在燒屍。為治療那些瀕死的人們，他指揮着同樣負了傷的醫護人員拚命工作，而醫院本身也遭到徹底的破壞。重藤院長身材高大，樸實得像農民，粗嗓門，說話痛快，一看就知道他是個實幹家。當時，他一定也全力以赴地參加了搶救工作。
重藤院長又憑着準確的直覺，認定這是顆非同尋常的炸彈，一心要弄清它的原委。他抽空兒便蹬上自行車跑到爆炸中心地點調查，收集好似被什麼東西灼燒過的石頭和瓦片。現在，這些東西陳列在醫院一隅的房間裡。這些資料雖不能同ABCC用電腦整理的那些相提並論，但這是重藤院長用微薄的預算和自己的雙手親自整理的。
有位原子彈受害老人，把自己的骨骼
那是一付已被病魔徹底侵蝕的骨骼全部捐贈給院長做標本。這是多麼奇異而令人感動的友情！院長在遭到原子彈轟炸以前更早些時候，就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接觸過有關放射能的研究。這段經歷在原子彈轟炸後院長孤立無援地進行調查時發揮了作用。院长發現地下室裡密封着的X光片已經感光。
他的調查開始穩步進展。他是第
1個用自己的眼睛分辨出那顆不可理喻的炸彈的實質的日本人。
從那時起，院長在廣島從事醫療工作的同時，通過反覆觀察體驗，不斷地有新的發現。他發現了原子彈爆炸後遺症，並與之作鬥爭。最初，院長以為原子彈爆炸後遺症的問題在二三年內就能解決。可是，隨之而來的卻是白血病！這場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將對人體產生怎樣的影響，只有在親臨現場的長期工作中才能逐一發現。
通過一系列緩慢的統計，在爆炸後的第
7年，院長終於把原子彈爆炸與白血病用確鑿的數據聯繫起來。之後，院長又據統計數字推斷，白血病將會減少。但是，這個結論錯了。然而又有哪些錯誤會使人如此感動呢？其間，院長還必須為醫療制度改革、醫院的建立做大量政治工作。
現在，院長認為癌與原子彈爆炸關係密切，事實上，他手頭上就有這些病例。但要得到厚生省的認可還極其困難。還有原子彈受害者的婚姻問題，這些，院長也得親自過問。
我跟隨院長巡視了病房。一位老人無力地仰臥在床上，用沙啞的嗓音跟院長打招呼。他乾巴巴的黑皮膚上，沾着一些剝落的皮屑，像搓碎的紙片一樣。他極力想露出微笑卻沒有成功。
昨天和平遊行時，這位可憐的老人也曾努力試圖揮動雙手吧。想到這兒，我心裡一陣酸楚。院長已經送走了許多比這位老人的病情還重，身患癌症、白血病的老人。對這些老人來說，留給自己的只有絶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