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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
10月
5日，一批激進的廢奴主義者在斯普林菲爾德集合，籌備創建伊利諾共和黨。當時自稱是廢奴主義者的赫恩登參加了那次會議。會後他急忙找到林肯說道：「快點回家去……坐車到鄉下去避一避風頭。」林肯便請他給那些激進分子捎個口信，就說他去塔澤韋爾縣是為了處理律師事務，隨後趕着他那輛單駕馬車走了。
赫恩登後來寫道：「從策略方面考慮，那時要他採取像我們那樣進步的立場是不行的。另一方面，要他拒絶為廢奴主義者演說也同樣是危險的。」後來，當新成立的共和黨州的中央委員會提名林肯為委員時，他以未經同意為由謝絶了這一榮譽，並拒絶參加他們的會議。
這時，林肯曾寫信給斯皮德說：「我認為我是一個輝格黨人，但別人卻說輝格黨人已不存在了，於是乎我便成了個廢奴主義者了……我現在所做的只不過是反對奴隷制的擴展罷了。我不是一個一無所知黨人，這是肯定無疑的。我怎麼可以是呢？一個憎惡黑人受壓迫的人，怎麼會去贊同白人中的敗類的意見呢？在我看來，我們退化的速度是相當快的。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是從宣佈『一切人生來平等』而開始建國的。
我們現在其實將它讀成為『一切人生來平等，惟獨黑人例外』，當一無所知黨人掌權時，它還會變成『一切人生來平等，惟獨黑人和外國人、天主教徒例外』。假如真的到達那步田地，我寧肯移居某個並不自誇為熱愛自由的國家去，例如去俄國得了。那裡的專制政權可以赤裸裸地公然肆虐，而不必摻進卑劣的偽善成分。」
林肯在另一封給斯皮德的信中寫道：「你說你寧願看到聯邦解體，也不願放棄你對奴隷的合法權利，尤其是不願在與此毫無切身利害關係的人的主使下放棄它。我不知道有誰主使過你放棄這一權利，可以十分肯定地說，我從來都沒有要你這樣做。這個問題全由你個人定奪。我承認，根據憲法規定你對你的奴隷擁有合法的權利；我同時也承認，我應該承擔憲法規定的有關義務。
但我要坦率地說，我極不願意看到那些可憐的人被追捕，被捉住，被抓回去，再過那終日橫遭鞭打、被迫做無償苦役的悲慘生活。不過，我還是要一直緊閉嘴巴，保持緘默的。」
林肯要斯皮德回憶他們在俄亥俄河一艘汽船上看到的十幾個奴隷被鐵鏈拴在一起的情景。他說道：「那個慘景不斷折磨着我。如果你認為這個不斷折磨着我的問題與我毫不相干，那就太不公平了。你倒是應當充分認識到，為了保持對憲法和聯邦的忠誠，廣大的北方人民作出了極大的努力來剋制他們的感情。”
林肯接着又擺出了確鑿的事實予以論證：“奴隷繁殖者和奴隷販子只是你們當中的一個人數極少的邪惡集團，但他們卻一手炮製出了你們所有人的政治方針，他們是你們的全權主子，一如你們是黑人的主子一樣。」
當林肯發出這封寫給斯皮德的信時，知道信中流露的感情比他在伊利諾州公開演講時所敢於流露的感情更為真切。
1856年，伊利諾州和其他州的政治活動家在布盧明頓漢弗萊廉價商店樓上的梅哲斯大廳舉行代表大會，成立各州共和黨組織和籌建全國性的共和黨。出席大會的代表們成分異常複雜，除了支持《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的民主黨人外，還有因反對《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而退出民主黨的人、輝格黨人、自由土地黨人、一無所知黨人和廢奴主義者。此外，在布盧明頓的代表中，只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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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的代表是經過正規選舉的，其餘都是自封的。但是，大會卻開得很成功，他們通過的政綱譴責了民主黨的政策，宣稱國會有權制止奴隷制的擴散，而且應該行使這種權力。
幾個代表發言後，有些人請林肯講話，還要他「到講台上去講」。
林肯於是發表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演說。
他首先承認，「我們正處在一個困難重重的時刻。除非民眾的意見能十分強烈地反映出來，除非改變我們現有的方針，否則，鮮血將會因《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而流淌，同胞之間將會互相殘殺！”他接着指出：「我們決不能承諾我們所不能答應的事，免得我們被迫去做我們所不該做的事……在較為冷靜的時刻，我們的清醒判斷不容許我們去做的事，決不能讓一時的衝動和激憤支配着我們去做。」儘管代表們的政治信仰各不相同，但他們全都同意「在堪薩斯必須禁止奴隷制」；認為「《內布拉斯加法案》是濫用權力，其後果必然會使奴隷制擴展到全國」，“我們必然會看到這個侈談自由的國家蛻變成一個名副其實的奴隷制國家。」
林肯的演講扣人心弦，台下的聽眾都聽得很入神，以至筆從手中滑落才察覺。不少人甚至把座位挪得離講演者更近一點。這時林肯繼續說道：「我曾在一本法律書上讀到這樣一句話，『奴隷雖是一個人，但在法律上他卻不是一個人，而是一件物。』現在有人企圖破壞自由的保障，假如他們得逞，把一切自由黑人都變成了物，那時你便可設想，他們把窮苦白人變成物的日子難道會很遠嗎？」接着，林肯從歷史角度，說明被美國革命時期的人民視為神聖的自由與平等，如今已變成常常遭人嘲笑的字眼。
有人還正在奴隷制的旗號下結夥犯起滔天罪行，而作為個人，他們本來是不敢這樣膽大妄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