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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就曾設想，如果我的這部中篇小說，不是投胎于巴老主持的《收穫》，而是寄給了別家刊物，這篇大牆文學的命運，能不能問世、我能不能復出于新時期的中國文壇，真是一個數學中的未知數X！小說發表後，麻煩曾接踵而來，有的匿名信指責《收穫》為「解凍文學」開凍，有的則以赤裸裸的「兩個凡是」，質疑編輯部的政治走向———就連我為囚時駐足過的勞改農場，也寫來批判信函，說小說攻擊了「無產階級專政」云云。一時之間，風聲鶴唳，大有翻水覆舟之勢！在那段難忘的日子裡，巴老不僅與《收穫》編輯部同仁一起經受了黎明的五更之寒，巴老還要求刊物「百無禁忌更進一步」，因而使當年的《收穫》，成了歷史新時期解放思想的一面文學旗幟。如果說《遠去的白帆》死而後生的一例，還不足以說明問題的話，與《帆》共同遭遇的另一作品———曾被一家刊物判了死刑的、後來獲得全國中篇小說獎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也是在《收穫》死而後生的。這又是巴老在文學新時期勇往直前、義無反顧的一個佐證。
偉岸的梧桐
1984年底，中國第四屆作家代表大會閉幕之後，新一屆作協領導班子與文壇元老在新僑飯店歡聚。在這次聚會中的間隙，我向巴金錶示了一個後來人的誠摯敬意。巴老坦誠地對我說：「這要感謝文革，如果沒有文革的十年浩劫，我也許不會急於動手寫《真話集》；對待文稿，怕也難於走出過去的思維定式。」記得，巴老在講述他的心聲時，吳強同志還在旁邊插了話，他說：「噩夢過去是早晨，現在不僅巴老醒過來了，有良知的作家都喜逢一個歷史新時期的早晨。
」當時，會場上的人雖然很多，但是巴老沒有忘記為他雕塑頭像的從眾，老人關切地詢問起從眾的情況，並告訴我他個人十分喜歡從眾的那件雕塑作品，讓我代他向從眾問好。之後，巴老飛回了上海，可能是巴老樸素無華氣質，對我影響太深刻之故，在那年冬天，我借上海新民晚報一角，寫了《思念梧桐》一文，文中對輕飄追風的楊柳與莊重安然的梧桐，作了哲理性的文字表達。文中寫到了身在北國的我，夜夢巴金在冰雪中巍然前行。這既是我對巴老的感情傾訴，又是我對巴老理性的人文定位。
文壇像個林木家族，什麼樹種都有，那安靜而偉岸的梧桐，就是巴金。
在我的認知裡，文壇星空雖然閃爍着滿天星斗，中國作家中能有巴金那樣散淡情懷的人，卻寥寥可數。在我的認知裡，南方的巴金與北方的孫犁，是文學星空中兩顆不染灰塵的文曲星座。孫犁近在咫尺，思念之情好了卻，去天津一趟也就行了；但巴老遠在上海，近年又常住醫院病榻之上，只能偶爾打電話托小林轉述對老人的問候。好在我兒子將一尊巴金的半身的大理石雕，置於我的書房案頭，有時還能有個精神上的交融。
說實在話，當我與巴老心靈對話時，心中常常不是喜悅的述說，而是難以言喻的感傷，之所以產生如此的心緒，是巴金一生的創作年表啟迪我的。這位穿越了現、當代歷史經緯的文學泰斗，解放前他年輕時寫出《家》、《春》、《秋》、《滅亡》、《寒夜》等長卷的大作家，曾以他那支多情的筆，影響了當時的許多青年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巴老以他的鋭利筆鋒，挑開了舊中國的封建家族的大幕，呼喚着新時代的一輪驕陽。可是從新中國成立一直到文革結束，在這長達二十多年的光景中，除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巴老隨軍入朝後留下了小說《團圓》外
後被改成電影《英雄兒女》，一直到「文革」結束的
1976年，老人留下了漫長時間內的文學空白。
這種文學上的空白，裏邊藏滿了難以言喻的人文滄桑，如果以巴老年輕時的文學成果，來對比巴老的後二十年，讓人產生田園荒蕪的感慨———這不是巴老個人的悲哀，這種空白几乎覆蓋了中國文壇的一代元老
包括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一生安然自處與世無爭的巴金，也不能逃脫時代文殤賜予他的文學傷痛。
醒世箴言
我想，如果沒有那些年頭的極端政治，使文學陷入傳聲和圖解地位的話，巴老的作品一定會比現在要豐腴得多。因為那年代的時間總和，約占巴老生命年輪的四分之一，加起來有幾千個日日夜夜之多。因而，當老人到了生命晚年，面對夕陽靜思其苦樂人生時，老人情不自禁地呼籲文人的真話，而不是違背心意的連篇假話。我在巴老贈我的《真話集》的後記中，聽到了老人晚年的心語，他引證了人人皆知、但未必人人都能理解了的安徒生《皇帝的新裝》的典故，回眸流逝過去的年代。
他的文章中是這麼寫的：「在群臣皆說『皇帝新衣真好看』的時候，只有一個小孩子，高聲喊出真理：『他什麼衣服也沒穿！』」這是巴老晚年借安徒生的那則童話，留給人世的一部醒世箴言。儘管進入老年後的巴金，寫字的手開始顫抖，但是巴金老而彌堅的心田，卻比任何時期都要挺拔而深邃———老人一部接一部《隨想錄》的出版面世，就是最好的證明。
